奪印（五）(1)

崔聯被解除居住監視，獲得自由后，突然間從灰村神秘地消失了。三天、四天、一個星期，村民們都沒有看見過他。甚至於平日里與他特別親近的幾個村民崔雷、崔喜都不知道他去了哪裡。崔聯的媳婦說，崔聯走親戚去了。村民們都感覺崔聯媳婦兒在撒謊。根據村裡人的經驗，走親戚大不了就是二三天時間，哪有做客十天半月不回來的。而且，崔聯有幾個親戚，都是幹什麼的，村民們很清楚。幾個姐姐家在臨村和本村；兩個親姑姑一個在縣城裡、另一個在隔壁的村子里；還有個姨媽早已經去世了；表哥表姐中也沒有一個有出息的，都是從土裡扒食的主兒。至於其他不遠不近的親戚，一般也難得走動。於是，有了關於崔聯的各種各樣的猜測。有村民說，崔聯可能被抓起來，拘留了。這種猜測很快不攻自破，因為真要抓起來了，支書張剛早該把告示貼出來，村裡也該張羅著換村主任的事兒。可是，好些天過去了，也沒見黨支部那邊有什麼動靜。有村民說，崔聯媳婦兒『鬼抱頭』的病轉移到他自己身上去了，可能出去避邪了。這種說法也被大家否定了。因為崔聯的媳婦兒每天都呆在家裡，沒見她離開過村子，也沒見她愁眉苦臉，這說明崔聯沒什麼病。村裡人都知道，崔聯媳婦兒不太能藏住事兒。平時兩夫妻吵口了，從她臉上的表情也能看出來。如果是打架了，媳婦兒會坐在自家的門坎上哭訴，據說，崔聯最怕的也是這一招。這回，要是崔聯真有病，他媳婦的臉上早就掛不住了，恐怕又是苦哈哈的一張臉。有村民說，崔聯到外地教別人種地瓜了。這種說法似乎還比較能站得住腳，但村民們轉念一想，又覺得不對。因為不是那個季節。種地瓜一般是在每年的陰曆四五月份和七八月份，千古不變。既不可能是去走親戚、教人種地瓜，又沒有被拘留，也沒有生病。崔聯究竟幹什麼去了？又去了哪裡？又有村民偷偷地、猶猶豫豫的猜測：崔聯該不是到北京告『御狀』上訪去了？去找那個北京的大記者了。他說自己在崔聯家的牆上看見過一個電話，這個電話的後面有兩個括弧，括弧里寫著記者兩個字，還用紅筆打了個圓圈作為記號，非常打眼，一眼就能看著。經這個村民一提醒，大傢伙兒似乎明白過來了。在崔聯牆上的確有那麼一個電話，很多村民都看見過。曾經有村民問過崔聯這是個啥記者，認識不認識等問題，崔聯的臉上每次都顯出一種高深莫測的神情，敷衍堂塞過去，從來不說認識，也不說不認識。崔聯失蹤的第三天，據說張剛就向鎮政府彙報了。鎮政府對此也是束手無策。用鎮領導的話說是：就算是崔聯上訪去了，那麼大的一個北京城，到哪裡去找他？也只能死馬當活馬醫了。鎮領導吩咐張剛帶上村兩委成員到縣裡的長途汽車站、市裡的火車站碰碰運氣，看能不能『逮』著崔聯。守了幾天，結果，一無所獲。崔聯說，那段時間，他是真的到京城上訪去了。這是他平生第一次上訪。對於上訪的原因，崔聯的理由是『不相信**的天下沒有個說理的地方』。類似的話，可能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地方，從不同人的嘴裡，很多人都曾經聽到過。崔聯是在晚上九點鐘，村民們都已經鑽進被窩的時候離開灰村的。出門前，媳婦兒早就哭得象個淚人兒似的。崔聯交待，千萬不要告訴村裡人自己是去北京上訪，要裝得象個沒事人一樣。要不然，會大禍臨頭，在村裡就真是沒有活路了。走的時候，崔聯帶上了媳婦兒從存摺里取出的最後一千元錢。崔聯騎著那輛老舊的自行車，一點點的消失在黑暗裡。在他身後，牆上的標語『越級上訪犯法』、『嚴厲打擊越級上訪』，在昏暗的路燈下若隱若現。村民們並不知道，根據《憲法》和《國務院信訪條例》的相關規定，公民可以向任何一級政府提出建議、意見和要求，法律是保護而不是阻止越級上訪。多少年來，這些標語一直都刷在村裡顯眼的牆上，並且儼然已經成為灰村『風景』的一部分。其實，這樣的標語並非葦縣的獨創。在全國的很多農村，都能看到類似的標語。對付這些『越級上訪者』，各地以『影響穩定』為由，對他們採取收容遣送、拘留勞改等等措施。對於這樣一些明顯違法的標語、口號和做法，那時，不僅灰村村民和崔聯，整個社會還有媒體似乎都已經司空見慣，甚至於麻木。幾乎看不到這方面的批評和分析的文章。直到2003年的**月份，新一屆總理**指出要重視信訪問題。網上和媒體類似與『撥亂反正』的文章才相繼出現。這一年的9月7日，《南方周末》發表盛大林先生的文章，明確指出『越級上訪根本不違法』。這是1999年的十一月，距離2003年的九月還有四年的時間。崔聯要去北京『越級上訪』，毫無疑問他的這種行為是標語打擊和懲治的範圍。崔聯特意查看了通書，為離家和起程去北京挑選了兩個『大吉』、『宜出行』的日子。離開家之後，崔聯沒有直接奔汽車站，也沒有去火車站，而是在葦縣的一個小旅館住下。是那種破得連窗戶上的窟窿都沒有堵上的旅館。颳風的時候，關不嚴實的窗戶被風摔得乒乒乓乓直響，每天晚上的住宿費三元錢。住這種旅館的人一般都是外地來的運煤司機，沒什麼人會認識他，所以，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