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印（三）(4)

在崔雷的概念里，他朦朦朧朧的把民主選舉看成是改朝換代。不僅崔雷，許多灰村村民也這麼認為。崔雷的『驚人之舉』使會議在中斷以後，得以繼續進行下去。崔雷一不作二不休，用斧頭當著全村人的面砸開車庫的鎖，換上了新鎖。把鑰匙交到崔聯的手裡。會議結束的時候，每個參加會議的村民都領到了十元錢。有些人多的家庭，這一次就領了100多元錢，臉上笑開了花。有趣的是，在崔雷橫眉豎目的注視下，張忙的家屬沒忘了領自己的那一份錢。這第一次村民會議，崔聯墊了幾千元錢。崔聯說，自己遲早有一天能掌權，到那時候，從村集體的收入中把這筆錢扣除出來就行了。這個做法不能不說帶有相當的冒險成分，但崔聯似乎決意要在險中求勝。我曾經就這個做法向崔聯提出質疑：即使村民大會可以通過運作合法的召開，但是給村民的誤工補貼能不能發放，似乎不是村主任一個人能決定的事情。是否應該召開村民代表會議商量一下？這個決定只有大多數村委會成員和村民代表同意，才能合法有效。否則的話，崔聯墊的那幾千元錢，就不能在村賬目中報銷。崔聯說，如果任何事情都和他們商量，根本就什麼事也幹不成。農村的事情，不能完全按照法律規定的那麼死板地去做。我說，但是也不能用一種非法的手段來達到一種合法的目的。就象當年他自己指責老支書不該擅自給村民安裝噴灌設施一樣。崔聯反問我，朱記者，那麼你告訴我，我應該怎麼辦？崔聯把我給問住了。我不知道崔聯該怎麼辦，還能怎麼辦。中學政治課本這樣教育我們：民主的發展是一個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對民主的到來應該有耐心。現在，國民都在『學習民主』的過程中。對於我們大家來說，真正純粹的民主只能是一個遙遠的寓言。因為從臣民到半公民到公民的路還很長…..那麼，從這個角度來看崔聯的問題和灰村的問題，民主稍微走點兒樣，或許是情有可原的。我們似乎沒有理由對一個農民和一個村莊提出『過分』的要求，寄予過高的期望。在兩年後對灰村的報道中，《人民日報》用一種複雜的口吻來形容崔聯，說他是一個『幹勁十足、不講程序的村主任』。而《南方周末》則用一種相對讚賞的口氣寫道：當選后，崔聯一鼓作氣，帶領村民幹了兩件大事……這些事村民都拍手叫好。這個村民會議，不僅是崔聯甩開村兩委，脫開絆腳石，準備單槍匹馬地大幹一場的開始；而且也是他被迫『以暴治暴』執政生涯的開始。灰村民選村主任崔聯職責的行使，竟然需要崔雷的拳頭來保駕護航。這一點，不僅法律的制定者，包括崔聯在內的所有村主任，恐怕都始料未及。『以暴治暴』后，灰村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鬧。灰村村民形容張忙、崔雷就像兩個打手一樣，在村裡走來走去。然而，這種導致雞飛狗跳、人人自危局面的村民自治是否符合法律的本意呢？又是否是村民真正想要的民主呢？答案肯定是否定的。但是，如果崔聯不『以暴治暴』，灰村村民自治似乎又只能是一句空談。我想起了一個歇後語『矮子騎大馬，上下兩難。』剛開始的時候，灰村大多數村民還只是旁觀者，後來，他們自己也加入到這一場場鬥爭中來，並且根據各自的利益站在了不同的陣營。灰村的派系之爭也從此開始。如果說，面對鬥毆，起初灰村村民還有些驚恐的話，後來隨著打鬥的日漸頻繁，大家也越來越習以為常，甚至於麻木，把打鬥當成一道風景來看了。沒有人作過統計，有多少原本風平浪靜的村莊，自從成功的實行村民民主選舉之後，反而萬般無奈地陷入派系之爭的不安寧里。崔聯說，自己前前後後報警不下百次，但是每次派出所和鎮里都是作為簡單的打架鬥毆來處理，從來不深究灰村村民打架鬥毆的真正原因是什麼。事實上，有關部門對於灰村頻繁的打架鬥毆，一向抱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崔聯很擔心，報紙上說的那些村莊血案有一天在灰村會變成可怕的現實。開完村民大會以後，崔聯組織曾經支持他競選的那十一個村民，熱熱鬧鬧地進行秋收的承包工作。承包權最後給了崔喜的弟弟崔保。為什麼承包給了崔保？崔聯解釋說，村民大會上，張忙一群人這麼一鬧，村民們都不敢承包，怕惹事兒。所以，只能依靠那十一個敢於公開支持他的村民，工作才能開展起來。讓崔保來承包，大伙兒都覺得公平，大家平時開玩笑叫崔喜『軍師』，第一個工程給『軍師』的弟弟理所應當。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這次秋收的錢，也得承包人事先墊上。除了崔喜、崔保，其他幾個村民沒有這樣的經濟實力。崔聯答應崔保，這筆錢算是村裡借的，以後，村裡不僅還給他本金，還將支付他高利貸利息。關於高利貸的利息究竟有多高，我幾次追問，崔聯始終不告訴我，這也是崔聯唯一一件對我守口如瓶的事情。看來，這高利貸之中有諸多難言之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