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印（三）(2)

當場，崔聯掀翻了一張桌子，再次甩門而去。走的時候，扔下一句話：你們等著，看誰笑到最後。開完會後回到家的崔聯，成了眾矢之的。崔聯的大哥不由分說，從腳上脫下一隻鞋，朝崔聯騸了過去，揚言要和崔聯絕交；崔聯70多歲的老母親再次以死相要挾，要崔聯在父親的靈位前下跪、發毒誓，立即辭去村主任的職務。崔聯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9月中旬，年輕的村支書張剛受鎮里的委派，和鎮里其他村的村支書一起，飛到遙遠的深圳、海南島、廈門去了，說是去學習和考察當地先進的村民自治經驗和農村管理經驗。崔聯說，這是一幫**分子用公款旅遊。而9月中旬，也正是灰村忙碌的秋收時節。有一首民謠唱道：八月半（農曆），莊稼熟，地里活兒成咕嚕。大娃割黃豆，二娃掰苞谷，三娃砍珧粟，四娃刨紅薯，小娃去南坡，摘個倭瓜牛腿粗，老頭兒抱著酒壺蘆，喝個暈乎乎。由於張剛不在家，崔聯開始張羅村裡的麥子收割工作。這也是崔聯當選為村主任四個月以來，第一次有機會插手村務工作。灰村的擴音器安裝在村黨支部書記的辦公室，崔聯沒有鑰匙。所以，他自費買了一個擴音器，讓崔雷等人幫自己安裝在自己的辦公室里，並且換掉了辦公室的鎖。一天，灰村村民通過廣播聽見了村主任崔聯的喊話：「村民同志們，請大家到村委大院來開會，商量村裡麥子收割的事兒。每個來開會的村民都享受10元人民幣的誤工補貼。」這是村主任布置工作的聲音第一次在灰村的上空回蕩，村民們不免覺得新奇，紛紛走出家門，仰頭側耳傾聽。有村民問，為什麼是村主任喊話，不是支書喊話。有村民回答說，因為支書去海南島旅遊學習了。崔聯的喊話又重複了幾遍，村民們終於聽出裡頭的道道來了：參加村主任召集的會，還能領錢。這可是件新鮮事兒，對於年人均收入只有一兩千多元的村民而言，開個會領10元錢，絕不是一個小數目。當崔聯的話喊了幾遍之後，村民們拿起自家的板凳，從四面八方象河流里的水一樣源源不斷的朝村委大院『流』去。我曾經問崔聯，為什麼不召開村民代表大會或者村兩委會議，而是興師動眾地召開村民大會。崔聯告訴我，這多虧了北京一個大記者的點撥。原來，『證明事件』和『宅基地事件』之後，『內憂外患』『走投無路』的崔聯有一天突發奇想，自己平時看的那些報紙雜誌經常報道村民自治方面的內容，不知道灰村的事情能不能上報紙？崔聯按照報紙雜誌上提供的電話號碼，試著給這些雜誌報紙的編輯部打電話，得到的答覆基本上都是『討論討論再說』；還有的則說『馬上是國慶50周年大慶，宣傳部門已經打招呼說不能作太敏感的題材，以後再說吧』；有些還沒聽完崔聯的話乾脆就撂下了電話，說是這種題材根本做不了。崔聯說自己是一張熱臉去貼了一張張冷屁股。最後，崔聯幾乎不抱任何希望地撥通了北京《鄉鎮論壇》編輯部的電話。一個徐姓記者接了電話。徐記者非常耐心的聽崔聯倒一肚子的苦水。當崔聯說到自己在村兩委非常孤立，任何一個村治主張無論好壞都被村民代表、村兩委否決，根本無法行使一個村主任的權利的時候。徐記者在電話里告訴崔聯，這樣的電話他們編輯部已經接到過不少了，象他一樣遭遇的村主任挺多的，讓崔聯一定要堅持住。崔聯說，握著話筒，眼淚流了下來。那麼長的時間裡，自己一個人苦苦掙扎、苦苦抵抗，從來沒有人對自己說過一句半句的安慰話，親人埋怨，村民疏遠，『仇家』戲弄、支持者不理解。沒想到一個和自己素不相識的遠在首都的記者卻反而象個朋友一樣對自己進行寬慰。在電話里，徐記者提醒崔聯，可以試著召開村民大會看看，因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大會是村裡的最高權力機構，有權利決定村裡的一切大小事情。很多象他一樣無法開展工作的村主任，採用這種方式以後，效果都不錯，富民工程也慢慢的搞起來了。崔聯在電話的這一頭，哽咽著千恩萬謝。說自己是山東的地瓜大王，自己種的地瓜特別甜，要不要給徐記者寄一些去北京？徐記者說不必了，以後若有事兒，可以打電話找他。此後，崔聯果真隔三差五的給徐記者打個電話，說說自己的委屈。在崔聯艱難的村主任生涯中，徐記者充當了一個重要的引路人和傾聽者的角色。因為徐記者的緣故，使崔聯對來自北京的記者始終懷有一份特別敬意，他總是說，首都的記者就是不一樣。給徐記者打完電話后，崔聯趕緊從抽屜里找出《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看見法律的第十八條、第十九條規定得很明確：村民會議由村民委員會召集。有十分之一上的村民提議，應當召集村民會議。村民會議討論決定設計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項。『看到這些規定，當時激動得腦門子直冒汗，感覺象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崔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