奪印（一）(1)

《奪印》是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一部非常有名的評劇。當這部評劇紅透大江南北的時候，我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上。如今，這部名劇已經被壓成了光碟。耐著性子看完，有一處留下深刻印象：穿紅戴綠的地主婆爛菜花端著一碗熱騰騰的元宵，走遍小陳庄，大聲吆喝著，請支書吃元宵。那年代，大傢伙兒窮得叮噹響，連肚子都很難添飽。所以，這碗元宵無異於和山珍海味一樣的珍稀。可是，這地主婆的元宵不是隨便就讓人吃的，每一顆元宵里都藏著地主婆的一個小九九算盤。地主婆這是在向剛剛到任的村支書極力獻媚、爭寵。村支書在村裡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支書在村裡說一，絕對沒人敢說個二字。所以，爭取支書站到自己這一邊來，就等於爭取到了村裡的最高權力。於是，這個早晨，地主婆爛菜花象元宵一樣軟綿綿、甜滋滋的吆喝聲，從村東頭響到村西頭，又從村南頭響到村北頭。『何支書，吃元宵嘍。何支書，吃早飯嘍….』《奪印》說的是解放初期的事。雖說那個年代已經久遠，可是支書在農村是絕對的一把手的傳統，卻被繼承了下來。長期以來，灰村也不例外。在北京的小旅館里，崔聯的眼神有些迷茫，講述著自己剛當選那一陣子，發生在灰村的故事。崔聯說，他當選后第一年的主要『工作』是：坐冷板凳、寫檢討。和全國相當一部分村主任一樣，崔聯是在村民們反腐、查賬的期待中當選的。反腐、查賬勢必在一開始，就已經把崔聯推到了老幹部們的對立面。反腐反誰的腐？反老幹部們的腐；而查賬，擺明了是查老支書的賬。用崔聯自己的話說，老幹部和他們的親戚、朋友，都對他『恨之入骨』，他們之間有著無法化解的『階級仇、民族恨』，他們『勢不兩立』。5月8日當選為村主任后，崔聯所面臨的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是，老支書不僅沒有下台，而且灰村村民依然習慣性地認為老支書才是村裡的一把手。本來，按常理，崔聯已經當選了，已經是村委會主任了。就算是表面上，大家也應該好好坐下來，商量下一步村裡的工作應該怎麼作。可是，崔聯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將老支書近二十年的賬，查個底兒朝天。既然是這樣，雙方只有撕破臉到底了，就算是表面的合作、和氣也無法維持。查賬，不僅把老支書、老幹部們徹底得罪了，也捎帶著得罪了鎮里。多少年來，鎮里的賬和村裡的賬有著微妙的千絲萬縷的聯繫。查帳，鎮里雖然不會明著反對，但至少，會不太高興。事實證明，幾年後，崔聯查賬也的確查出一張2500元的白條，上面標明為鎮領導買皮鞋。這是后話。如果崔聯知難而退，不查帳，村民們肯定不會答應。大家的唾沫星子也能把崔聯給淹死。剛走馬上任，其實自從查賬旗幟打出來的那一天開始，崔聯就應該意識到，自己越來越深的陷入一種騎虎難下的境地了。崔聯說，他當時根本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只顧著一門心思琢磨『打敗』老支書的方法。事實上，查賬，幾乎是崔聯唯一有號召力的口號。當選后的第二天，早晨七點鐘的樣子，崔聯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村委大院看看。這個鐘點，村民們早就下地料理莊稼去了。太陽剛出來沒多久，氣溫不算太高，正是幹活的好時候。崔聯說自己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再過這種地道的農民生活了。『日出而做，日落而息』對他來說，是一種相對遙遠的生活方式。20來歲從部隊退伍后，崔聯跑運輸、做生意、開飯館、搞發明，忙得不亦樂乎，但就是沒有正經當過一天農民。直到後來他發明了地瓜儲藏技術，開始大面積地租地、大量的僱用周邊村莊的村民種地瓜，才算是和農字沾了點邊兒。不當農民的農民是有能耐和有出息的，村民們似乎都有這麼一個約定俗成的觀點。只要能離開村子，扔掉鋤頭把子，到城裡去謀生，即便是干最苦、最累、最髒的活，都是好的。這就象很多高學歷的人想方設法要去美國，就算在美國的餐館里端盤子、洗盤子，甚至干苦力活，幫人扛麻布袋，也認了。在絕大多數村民的眼裡，崔聯屬於那種有出息的人。一個灰村村民說，因為崔聯不指望在村裡種田過日子，不必眼巴巴地指望著地里刨食賺錢，所以敢和兄弟倆斗。每次談起崔聯與老幹部、兄弟倆的關係，村民幾乎都用一個字來概括，那就是『斗』。這天早晨，剛剛當選為村主任的崔聯，走在已經是他『治下』的灰村路上。和往日一樣，暖暖的陽光打在人的臉上。由於高高的屋頂遮擋的效果，這條灰村土路一半在陽光里，另一半則躲在房屋的陰影下。孩子們在路上追追打打；老態龍鐘的老頭、老太太，坐在自家門口的小板凳上，眯縫著雙眼曬太陽。偶爾咳嗽幾聲，往地上非常響亮的吐一口濃痰；婦女呼小豬的聲音『嘍、嘍、嘍……』也時不時地飄進人們的耳朵里來。走在路上，不少村民和他打招呼。小崔子（崔聯的小名）老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