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秀（五）(1)

北京的地下室招待所里，散發著一種因空氣不流通而導致的獨特的氣味兒，不是潮濕的味道，不是發霉的味道，也不是臭味，而是一種讓人有些窒息、心情煩躁的味道。崔聯坐在那床發黃的被褥上，向我講述幾年前的那個春天，發生在灰村的故事。他習慣性的往手指上吐唾沫，從一大堆的材料中翻找自己需要的那幾張，每翻開一頁紙，就吐一次唾沫。這個動作讓我感覺噁心，但毫無疑問，我必須堅持將故事聽完。採訪幾天後，崔聯的嗓子已經極度疲勞，開始變得沙啞。除了花極短的時間吃午飯，幾乎整個上午和下午，崔聯都在不停地說話。我錄音機里的磁帶換了一盒又一盒。每次我阻止他繼續往下說，請他稍微休息一下時，崔聯總是對我說：「朱記者，你不必和我講客氣。我在村裡用喇叭廣播的時候，經常一說就是一上午。咱是農民，身體沒那麼嬌貴。再說你的工作那麼忙，你的時間太寶貴，我不能耽誤你太長時間，所以我要趕緊講完。」崔聯告訴我，老支書貼出喜報后，他自己也針鋒相對的寫了一篇《告全體村民書》，在夜裡挨家挨戶的送到村民家。在《告全體村民書》中，崔聯詳細的分析了那張喜報的『險惡』居心，告誡村民們不要上兄弟倆的當。要提高警惕，守好手中的權利。這篇『檄文』大致從以下幾個角度進行分析。（一） 老狐狸戴斗笠，裝人不像，反露了尾巴。5月，村裡將進行換屆選舉，他們承諾7月份兌現『獎勵』，這分明就是在用小恩小惠拉攏人心，希望村民在5月的選舉中投他們一票，好繼續控制廣大村民，繼續掌握村中大權。村民同志們，想一想一個最簡單的問題，村裡每年都有60萬的收入，為什麼過去那麼多年都不提出要獎勵村裡的讀書人，現在提出來？（二）獎勵讀書人和安裝噴灌設施，據說花了二十多萬元。按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這麼一大筆開銷，應該和廣大村民商量，不能擅自作主張，獨斷專行。所以，這筆錢的開銷是違法的，我們不能承認。(三)他們一次性的支出村裡全年收入的1/3，是要給新一屆村委會造成難看。讓他們手中無錢可用，不能從事富民工程的建設。應該說，在崔聯所有的分析中，第二條分析應該是最站得住腳的。花費二十萬元，如此巨額的開銷，竟然沒有和村民做任何商量，明顯侵犯了村民們法定的權益，違反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第十九條的規定。第十九條明文規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項，村民委員會必須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方可辦理。然而，恰恰是這一點，使崔聯被村民們誤解。「聽說村民們對你的《告全體村民書》有些反感？」我問崔聯。「是啊。其實那只是一部分村民這麼看。」崔聯說「是嗎？」我問「象安裝噴灌設施這麼嚴重違背村民利益的事情，有些村民竟然說，那是一件好事。你說，哎……」崔聯嘆氣說。「不過，看上去，那也的確是一件好事」我說。「朱記者，你是天天和法律打交道的人。」崔聯直視著我，尖銳的問道：「我請教你，我們能用一個違法的手段達到一個好的目的嗎？」崔聯一針見血的指出了問題的癥結所在。安裝噴灌設施的做法，雖然合情、合理，但並不合法。在我作為《今日說法》記者的從業生涯中，我也曾經多次報道過合情合理不合法的事情。比如，某地一名老大爺，因氣不過兒子虐待親生母親，調戲鄰里年輕的媳婦兒，趁夜晚兒子喝醉酒，一鐵鍬把兒子給打死了。公安部門將老大爺逮捕后，全村男女老少上書求情，請求免除對老大爺的刑事處罰，因為他大義滅親，為村裡除了一個公害。在本案中，老大爺通過剝奪兒子生命權的手段，來實現一個所謂的公理，他的行為自然為法律所不容，老大爺被判處無期徒刑。至今，村民們也不明白其中原委。甚至節目播出后，還有觀眾寫信給欄目組，批評法院的判決太沒有人情味兒。不止是現實生活中，在藝術創作里，這種特有的農村法治現象，也不斷的激發藝術家的創作靈感。那部著名的電影《山杠爺》，用家族的族法來治理村莊和處置村民，山杠爺被有關部門帶走時，全村的老百姓跪在地上，為他求情；還有電影中那個倔強的秋菊，只要一個自己想要的說法，不要法律的說法。當公安人員依法帶走那個村長，我們看到的是秋菊那張困惑、痛苦、內疚的臉……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一個個這樣的事例說明，農民心中自有判斷事務的標準。這個判斷標準里，夾雜著許許多多諸如情理、道理、習慣、祖訓、恩怨、家族利益、家庭利益、鄉村輿論等等因素，但卻很少有法律的因素在其中。農民們還不習慣用一種法律的思維去考慮周遭的事情。而這，也正是許多學者經常提及的一個觀點，中國的法治建設，必須先培養國民的法律意識。北京大學法學院院長朱蘇力先生，在其著述《法治及其本土資源》中指出：社會生活中形成的習慣和慣例仍然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甚至是法治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同時，朱先生還指出：一個只靠國家強制力才能貫徹下去的法律，即使在理論上再公正，也肯定會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