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秀（四）(2)

1999年，湖南省某縣就曾發生過著名的『117事件』。這一年的1月17日，某鎮將該鎮被捕的部分減負上訪代表作為反面典型，用捆綁掛牌的方式在大會上進行批鬥示眾。會議進行過程中，台下群眾與政府幹部發生了大規模的衝突，減負上訪代表被群眾營救，在場的十多名縣鄉幹部全部被打，政府停在會場的數部車輛也被砸壞。為阻止政府車輛撤離現場去追趕已被營救的減負上訪代表，一些婦女捨命橫躺在馬路中央……這樣驚心動魄的時刻，灰村村民未曾經歷過，或許也沒有聽說過。一直以來，灰村村集體替村民們交納了所有稅費。農民負擔的增加或減少，在灰村從來就不是掛在村民們嘴邊的一個話題；每年的農忙季節，村裡利用集體的收割機，公家花錢免費為村民收割；到了年底，每家每戶還能分到100元人民幣的過年費。多年來，灰村村民的生活雖然不富裕，但風平浪靜。灰村從來沒有發生過一起上訪的事件。連續十多年，灰村被評為『荷鎮模範村』。所謂模範村，也就是，村裡的治安以及在完成鎮里下達的指標方面，做的非常好。也曾經有村民對我說，如果不是崔聯，其實大家可以把日子一直這麼過下去。民主是個什麼東西？又不能當飯吃，不能當被蓋。但崔聯堅定的說，灰村的經濟底子這麼好，村民其實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過年的時候，每家每戶不只是分100元人民幣，而是分幾千元人民幣；出門也不是坐個中八車就滿足了，應該有自己的小汽車，就象很多城裡人那樣。老支書說，崔聯是『老母豬拱地——全憑一張嘴』。吹牛皮不打草稿，好像天上會掉餡兒餅。針對老支書的話，崔聯說，老支書顯然保守慣了。要不然，灰村早就不是現在這幅樣子了。灰村距離荷鎮鎮政府所在地很近，騎自行車大概只需要十來分鐘。前往鎮政府辦公室的路上，必然要經過一溜水果攤。其中一個攤位是一名灰村村民擺設的。這個村民說，他看見老支書用自行車馱了一大捆紙，挺高興的，當時倆人還相互打了個招呼。還沒一根煙的功夫，老支書就黑著臉，從鎮政府出來了，自行車的后坐上，還捆著那些紙。不知道咋回事兒，好像是挨批評了。老支書為什麼沒有把那些收繳的材料上交？又為什麼黑著臉從鎮政府出來？他當真被鎮里領導批評了？就這些問題，我曾問過老支書。老支書很警覺，反問我：「問這個幹什麼？」而當年那個鎮里幹部，早已調離荷鎮，不知去向。讓我們試著對1998年至1999年，國家在農村民主選舉方面的政策走向和工作決心來做一個分析。這個分析，或許有助於解開一個個疑問，有助於我們了解老支書和鎮里幹部當時的心態。首先，我們知道，1998年11月4日，《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實施，村民民主選舉、村民自治已經是一種法律的強制規定。其次，我們來看看當年的《人民日報》在這個問題上的宣傳口徑。從這個宣傳口徑上，我們或許能粗略的把握各有關部門的工作重點和方向。我通過人民網檢索了1998年11月至1999年5月《人民日報》的報道，發現這短短半年的時間，該黨報用了近百篇的篇幅對村民自治進行報道。報道量之大，可見一斑。其中幾篇報道引起了我的注意。1998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報》報道：**中央組織部於11月26日下午，召開電視電話會議。中組部部長張全景在會上強調，要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精神，努力提高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整體水平。要把支持和保障《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實施，全面推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作為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基本內容。1999年3月9日的《人民日報》報道：3月8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在參加河北代表團審議時強調，1998年通過了修訂后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為村民實行自治制度，加強農村基層民主建設提供了法律保障。我們的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要進一步擴大基層民主。擴大農村基層民主，很重要的問題是，依法搞好民主選舉，選出一個好的村民委員會。1999年3月4日報道：民政部副部長李寶庫說，目前，全國90多萬個村民委員會已經有90%實行了民主選舉，其中有60%落實了四個民主。村民自治活動的全面展開，推進了我國農村基層管理機制的變革。這幾篇報道告訴我們這樣幾個信息。第一， 村民選舉、村民自治既然是法律的規定，就是必須這麼做，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第二， 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各級領導三令五申，要求地方一定要依法行事，將村民選舉工作做好，不得草率從事。說明中央對農村民主選舉工作的確很重視。雖然，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法不依的事屢屢發生。但是，在這樣的特殊時候，哪個地方敢頂風胡來，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上級不認真也罷，上級如果很認真，弄不好頭上的烏紗帽會戴不穩了；第三，村民自治勢在必行，無法阻擋，這一點，官方公布的數字足以說明。我們由國家形勢推及荷鎮官員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