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包圍城市》(1)

張新民這是一本關於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鄉村和城市生活的書。裡面的照片大多數是我的視覺記憶——我經歷了，看見了，有些感受，然後用相機拍下來。存放在膠片上的這種記憶，記錄了我所「看見」的對象，也記錄了當時的我——動機、立場、觀點、心態，以及我和被拍攝對象的關係。70年代以前，物質匱乏，照相機是稀罕之物，除了極少數富裕人家擁有之外，絕大多數掌握在宣傳機構手裡。鬼差神使，1981年我被調到這樣的宣傳機構編輯一份小報，在那裡我接觸到了一台照相機，我用它拍下了我的第一張發表在傳媒上的照片。70年代末，中國才開始有思想解放一說，在此之前，和文學、繪畫一樣，中國攝影一直都服從於政治需要。攝影術本來源自西方，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攝影從業者一直和西方隔絕，根本無法獲取任何外面的信息。直到中國慢慢打開大門看世界，首先湧入中國大陸的，是香港、澳門和東南亞的沙龍攝影，花鳥魚蟲、山水美人，基本上與社會生活無關。可能正是由於遠離意識形態，這一類攝影在相當長的時間裡，左右了中國攝影師的價值取向，攝影從業者和愛好者群起效仿港澳沙龍，日出日落、雪山草地、少數民族等等，成了攝影者獵取的主要對象。剛剛接觸到攝影的我飢不擇食，很自覺地把這種攝影當成了追求的目標，一追就是七八年，在這七八年裡，記憶被淡化了。1988年的春天，我不顧一切離開了四川，去了海南島。來自大陸各地的年輕人都試圖在這個剛剛建立的新省施展抱負，當時有人問我：你來這裡究竟想幹什麼？我說：攝影。人家問：你要的是什麼樣的攝影？雖然當時我已經在海南的一家傳媒做攝影記者，但是對於攝影的認識，確實不甚了了，依然在追逐圖像的「藝術」與「詩意」。1988年的海南是動蕩的，生存搏殺是嚴酷的，留給我的記憶極其精彩。非常可惜，由於攝影理念的不確定，我沒有拍下多少和記憶相互對應的膠片。至今追悔莫及。1988年底我離開海南島到了深圳。這時候我才第一次接觸到愛倫.馬克（EllenMark）、德巴東（Depardon）、羅伯特.卡帕（Robertkapa）、尤金.史密斯（EugeneSmith）這些西方攝影師的攝影。倍受推崇的「人文關懷」理念和西方攝影師的工作方式，改變了我對攝影的認識，但同時也差點讓我落入人道主義的圈套，去跟風追逐非常態題材來使自己有可能名垂青史。離開四川到南方來尋找攝影，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經歷，但是卻沒有讓攝影參與記憶，我開始覺察到一種遺憾。生存的瑣碎和具體，其實距離大喇叭里的宏偉與崇高非常遙遠，這種反差迫使我對攝影進行反省：我要做的攝影究竟是什麼？1990年，我開始拍攝我生活的蛇口工業區，大量的從內地農村招來的年輕女性在這裡的流水線上工作，我的宿舍和這些打工者的宿舍同在一個門樓。拍攝這些打工妹不是出於什麼人文關懷，也沒有想為歷史做什麼見證——照片的歷史價值不取決於攝影師的意願而取決於社會需要——我只是想讓攝影回到自己生活經驗所及的範圍之內。如果說文革和下鄉插隊這些在我看來極為珍貴的視覺記憶的缺席，是因為當時的年幼無知或者沒有攝影條件的話，那麼80年代的再缺席對於我的所謂攝影，實在是絕大的嘲諷。當時，中國封閉的大門已經打開而且誰也不可能再把它關上，整個社會都在試圖擺脫貧困，而最渴望擺脫貧困的是農民，他們是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他們和我一樣，離鄉背井到開放地帶來找出路，勢頭洶湧。置身於這樣從未有過的流動大潮，我心裡有一種不安，一方面是對自己未來的不可知，一方面則來自對失憶的恐懼，我覺得我應該把這些東西用膠片記錄下來——這可能才是當時我應該做的攝影。農民離開土地湧向城鎮，湧向中小城市，湧向沿海大城市。離開土地的農民們絕大多數沒能溶入城市，他們生活在城市邊沿，影響著城市，改變著城市，同時也改變著自己。我的攝影也由1990年開始記錄深圳打工妹，進而擴展到關注這場獨特的遷徙。我拍攝流動的農民，也拍攝他們湧入的城市。拍進去以後才感覺到，我們所謂的農民問題實際上大多只是掛在嘴上的問題，社會對農民是蔑視的，民工潮帶給我的啟示不僅僅是生存的艱辛，更多的是對中國傳統城鄉關係的巨大衝擊，這衝擊將改變現存的城鄉格局。這種感受，用圖片故事的幾張十幾片子是不可能表述的。1995年左右，思路逐漸清晰起來，「包圍城市」作為拍攝題目，自然而然凸顯了出來，我知道自己該做什麼了。1996年我突然問我自己：「包圍城市」？為什麼不從「包圍」的源頭開始拍攝？農民進城，改變了城市生態，那麼鄉村呢？傳統意義上的中國鄉村現在還有沒有？如果有，現在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況？我開始尋找一個鄉村，需要「尋找」，是因為我視線所及的鄉村已經非常城鎮化，甚至非常城市化了。流坑作為一個鄉村的純粹和豐富，讓我在1996-1999年多次往返其間。流坑給了我很多意外，最大的意外是我拍攝的這個「源頭」最後沒有被收進《包圍城市》這個選題，《流坑——中國傳統農業社會最後的標本》作為獨立的一本書，在2000年5月由浙江攝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