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包圍城市》(2)

除了報社的事兒，那些年我就這樣奔波於鄉村和城市之間，拍攝和自己的經歷有關、和自己情感有關的照片。《包圍城市》拍到2000年，城鄉隔絕的戶籍制度已經全面鬆動，大片農田變成了商住樓，被「包圍」的城市反過來吞噬鄉村，土地能讓開發商暴富，一紙城市戶口卻未必能讓農民改變命運。農民們還是在不斷地湧入城市，但態勢已經和90年代不一樣了。我的視野就這樣局限於鄉村和城市的中間段，盡自己所能，拍攝和自己的經歷有關、和自己情感有關的照片，絕大部分是記錄。除少數照片拍攝於80年代，《包圍城市》粗選的200多張照片基本上拍攝於1990-2000這10年之間。這期間，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多變化，而人的不流動轉為流動、尤其是農民離開土地大規模向城市流動、遷徙這一變化，我想，應該是無數變化中最引人注目的變化。我經歷了這些變化，這些經歷改變了我對攝影的認識，我拍攝了一些照片，這些照片是我在這個時期的主要作品。需要說明的是，它們已經不是鏡頭曾經面對的「事物本身」，它們只是照片。「見證」之重，曾讓我每按下一次快門感到神聖，同時又感到不踏實。越想說「這就是真的」，其實離「真的」越遠——我「看見」的對象原本不是孤立的、平面的、靜止的、可以由照相機的四條邊框住的，框住的永遠是我個人認為重要的東西。拍什麼、怎麼拍、用什麼角度、在什麼時機按快門，完全取決於我個人。但是，無論我怎樣用心和儘力，我都只能看到被拍攝對象的一個局部或者一點細節，而且是在某個特定時間裡所呈現出來的局部和細節。最後的照片僅僅是我經歷過、看見過的那個局部在某個瞬間的某個側面——我進行過選擇和刪除的側面。這就是2000年以前我所做的攝影。我在這個時期的視覺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