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料的工作提議

1976年，我與薩達特之間越來越親密的關係出現了不同尋常的轉折。我首先在1月份於開羅與他取得聯繫，然後動身訪問該地區的其他國家。我的最後一站是以色列。但是，1個星期以後，在我結束與伊朗國王的會談時，收到埃及大使的一個電話，說薩達特希望在我回紐約之前在埃及與我會面。由於我無法取消在以色列的會議，因此我傳話給薩達特，說我無法見他，除非我能夠從特拉維夫直飛開羅，不按照阿拉伯聯盟抵制條件的規定在塞普勒斯經停。為了滿足我的要求，薩達特同意作出讓步：我們可以在特拉維夫登記飛行計劃時註明去塞普勒斯，但一旦出了以色列的領空，我們將被允許改變航線前往開羅。薩達特派了他的私人直升飛機把我從開羅接到他在尼羅河三角洲巴拉奇的家裡。當我們在尼羅河谷狹窄的綠帶上空飛過的時候，我感到很奇怪為什麼這麼緊急地召喚我。幾個星期之前，薩達特說他也即將走訪海灣各國，我猜測他會不會是想跟我交換一下各自的看法。但是，薩達特又讓我大吃一驚。我剛走進薩達特的辦公室，他就請我當他的經濟顧問。我很快弄明白了，他在考慮獲得朋友的諮詢，而不是偶爾的非正式意見；實際上，他是要我擔任埃及經濟發展計劃的一個正式金融顧問。我對他的提議感到受寵若驚，但我指出，我作為大通的董事長及首席執行官，很難擔當他設想的那個角色。不過，我說我願意竭盡所能幫助他，並就此事進一步考慮之後再答覆他。在飛回紐約的途中，我與我在大通的同事們討論了薩達特的提議。我們達成一致意見，認為接受該提議是不現實的。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出合適的替代方案而予以拒絕，則很容易得罪他。到飛行結束的時候，我已經想出了另一個候選人。紐約聯邦儲備銀行的首席運營官理查德·德布斯最近剛剛宣布退休。他對中東的經濟形勢了如指掌，特別是埃及的關鍵性財政問題，是承擔該角色的最佳人選，於是我一回到紐約就與他談起了這個問題。幾天之後，他就飛到開羅與薩達特見面，並同意無償擔任該項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