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的銀行業務關係

我自己以及大通與以色列的關係仍然是紛繁複雜。1975年1月，在我訪問耶路撒冷期間，財政部長耶胡施瓦·拉比諾維茨讓我考慮在以色列開設一個大通分行。這使我處於一個難堪境地，因為我正要與薩達特完成埃及大通國民銀行的交易。儘管如此，我告訴財政部長，我們會考慮這個提議。我再一次決定首先與薩達特商量一下。兩天以後，我在開羅問他，如果大通在以色列開設一個分行，會出現什麼樣的反響。他說，利比亞、敘利亞和伊拉克會找麻煩，但他不會反對，並且會阻止將大通列入阿拉伯的抵制名單。但是，薩達特建議，把我們的計劃通報給沙特和約旦國王海珊，將很有好處。他說，我可以告訴他們薩達特同意我的計劃。海珊國王和法赫德王子欣然同意。事實上，法赫德指出：「這件事很微妙、很敏感，但既然薩達特知道而且同意這件事，我隨著他。」最後，我們的內部分析表明，我們在以色列當地無法產生足夠的生意來說明大通有理由在那裡開設分行。所有的美國大銀行都曾經得出同樣的結論。雖然我們的決定依據的完全是經濟條件，但以色列人非常惱恨，並把自己的感受告訴了我們。我們的決定一公布，我立刻招來了以色列和紐約的猶太人社區的抨擊。反誹謗聯盟指責大通、另外5家公司和兩個政府機構「向阿拉伯的抵制屈膝投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台播放了3期的重要評論，譴責美國公司—並特別點了大通的名—「屈服於最羞辱人格的敲詐。他們在用法律和原則來交換利潤」。雖然我們從來沒有停止與以色列的生意往來，而且沒有一家美國大型銀行在那裡設點，但大通卻被單獨挑出來評頭論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