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懣與調和

我與薩達特之間將近10年的友善關係在1980的夏天戛然終止，起因是我的員工工作馬虎。在我從大通退休之前，我和比爾·布徹對歐洲各國作了一次全面訪問。這時，我收到了著名埃及銀行家穆罕默德·阿布沙迪的消息，說一些美國、歐洲和阿拉伯的投資商正在組建一個銀行，準備在中東經營。他邀請大通在該銀行佔取5%的股份。該信息說，薩達特知道這個項目，而且還建議大通參加進來。由於我們正在匆忙旅行的途中，我就讓我們的巴黎辦事處分析一下該提議，並儘快告訴我他們的意見。巴黎辦事處的結論是，大通的比重太小，在經濟上沒有意義，對新銀行的管理基本或者完全沒有控制權，建議予以謝絕。我和比爾·布徹同意這種分析，便讓里奇韋·奈特—我們在歐洲的政治顧問、美國駐敘利亞的前任大使—與阿布沙迪聯繫，告知我們的決定。儘管阿布沙迪的消息說明了薩達特的興趣，但我並沒有直接從他或者薩達特在重要事務上的信使阿什拉夫·戈勃爾大使那裡聽到。回想起來，我應該跟戈勃爾核實一下，了解薩達特的興趣程度，然後再作出決定。我事後發現，薩達特的確曾經建議大通參加進來，但對我們沒有給他打電話就回絕了該提議，感到很不悅。6個月以後，我嘗到了薩達特「龍顏大怒」的滋味。1981年4月，我和比爾·布徹作為我最後一次訪問中東來到開羅。當我們試圖預定約會的時候，薩達特莫名其妙地拒絕見我們。我的老朋友不願意在我最後一次訪問他的國家的時候見我，這令我十分難堪。於是，我聯絡了戈勃爾和副總統穆巴拉克。他們告訴我，薩達特的回絕是大通決定不投資於阿布沙迪項目的直接結果。作為補救，我在還沒有離開開羅的時候給薩達特寄去了一封手寫的道歉信，但卻沒有收到回信。但是，同年8月，薩達特來美國正式訪問。戈勃爾大使邀請我參加在華盛頓為薩達特舉辦的特別晚宴。我欣然接受，並把該邀請看成是一個希望的跡象，儘管我和他只有機會打了個照面。第二天，薩達特在紐約的美國外交協會上講話，我給他作了介紹。事後，他邀請我坐他的車回埃及使團。我們在那裡私下談論起阿布沙迪事件，達到了冰釋前嫌的目的。數年以後，我把這個故事告訴給了聯合國秘書長加利—他曾經給薩達特當過幾年外交部長。令我感到寬慰的是，為薩達特不太寬厚胸懷所窘的，我並不是惟一的一個。加利說，薩達特常常為一些小事情而暴怒，有時會接連幾個星期不理睬自己最親密的同僚。他說，事實上，他也遇到過這種事。我與薩達特的調和正是時候。1981年10月6日，也就是我們的紐約談話剛剛過去兩個月、他發動贖罪日戰爭正好8周年的時候，薩達特被埃及的一群基要主義軍官暗殺。我和全世界一起為失去一位我由衷敬仰的英雄和朋友而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