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的個人關係

1974年1月，我在開羅見到薩達特的時候，他變得情緒高漲。那時，他已經見過了基辛格，對美國外交政策的看法與我在1971年與他進行第一次談話時相比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我與他的第一次交談中，他曾經憤怒地譴責基辛格頑固的「強權政治」，譴責尼克松拒絕與埃及進行平等交往。「我喜歡亨利，」他說，「我們一起做了很多事情。他是我所見過的美國政治家中讓我尊敬的第一個人。」薩達特急切地要討論他對埃及的計劃，包括沿蘇伊士運河的一個免稅區、從紅海到亞歷山大的一條石油管線，以及他口中的「規模夠洛克菲勒家人做的事情」—建設一條新的蘇伊士運河。突然，他身子往前一探，打斷了我的話，笑了笑，說道：「你知道，戴維，如果那天我們在談話時我說漏了嘴，我就會不得不把你留下來。我就不會讓你離開，把我的打算告訴所有人。」我們回到了金融話題。我告訴他，大通認為最好的方法是與埃及國民銀行一起成立一家合營企業，而不是開設一個業務範圍比較有限的完全獨資的分行。薩達特說：「我覺得你在這裡的業務活動可能會給你在國內帶來麻煩。以色列人在美國會饒不了你。」我暗示說，到目前為止，情況正好相反：事實上，「以色列人對我們與埃及之間的經濟關係非常肯定。結果，以色列人已經向我們表達了他們的祝福」。1975年1月，我們與薩達特簽署了成立埃及大通國民銀行（大通佔49%的股份）的合營協議。在後來的幾年裡，我們在開羅、亞歷山大和塞得港開設了分支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