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輸出國組織與阿拉伯石油禁運

離開阿爾及爾，我接著趕赴與薩達特的會談。在阿爾及爾和埃及的兩次會談向我提出了警告：中東即將爆發什麼事情。但我不知道是什麼。1973年10月5日，當薩達特命令他的軍隊跨過蘇伊士運河的時候，他也許知道自己不可能打敗以色列軍隊。雖然他在戰爭中失敗了，他的大膽一搏卻在其他方面獲得了收益。首先，他創造了與以色列平等談判的條件。亨利·基辛格意識到該地區的力量平衡已經發生了轉移，便開始了他的「穿梭外交」運動，並最終與埃及和敘利亞達成了停火協議，然後又為以色列與其他阿拉伯前線國家之間更加廣泛的談判打下了基礎。雖然埃及與以色列之間歷史性的和平協議到了卡特政府期間才得以簽署，但其基礎卻是亨利在1973年年底到1977年年初期間辛辛苦苦建立的。薩達特放手一搏的決定還有一個意義更為重大的結果：阿拉伯石油禁運。在埃及取得了西奈的初步軍事勝利之後，美國為被包圍的以色列軍隊再次提供了援助。此舉進一步掀起了阿拉伯反對美國的浪潮，導致阿拉伯的石油生產國同意沙特石油部長提出的建議，每個月減少石油產量5%，直至他們的政治目標—以色列撤軍至1967年戰爭之前的邊境線後面—得以接受。當尼克松總統於1973年10月20日提議為以色列提供22億美元的一攬子軍事援助時，沙烏地阿拉伯—他們很快獲得了阿拉伯的其他石油生產國的呼應—宣布全面禁止向美國的石油運輸。到了年底，阿爾及利亞財政部長的預言成了事實。一種新型石油武器—用亨利·基辛格的話說，那是一種「政治訛詐武器」—出籠了；在與以色列的政治鬥爭中，在與西方的經濟抗衡中，阿拉伯人的力量因此得到了加強。能源成本的大幅度上升攪亂了西歐以及整個西半球的金融市場，破壞了國際貿易模式，將工業界推進了一個長期的衰退深淵。在美國，失業率直線上升，從20世紀60年代後期開始的通貨膨脹惡性循環加劇了。到了70年代中期，「經濟滯漲」和瘋狂的通貨膨脹，伴隨著蕭條的經濟增長，使得經濟元氣大傷，損害了所有人的收益。經歷過那段日子的人都記得加油站前排著的汽車長龍，以及折磨著決策層的幾近絕望無助的感覺。雖然我們的日子艱苦難挨，但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更是一場災難—他們脆弱的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在許多國家，在欠考慮的「進口替代品」政策下，因能源價格較高而進行的調整程序幾乎根本無法實現。石油災難帶來的最直接後果是石油進口國家的金錢嘩嘩地流入石油輸出國組織的口袋。1973~1977年期間，石油出口國家的收益增長了600%，達到1400億美元。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資本如今被分流到了少數幾個石油生產國家。最終，調整的過程要求節約能源、提高能源效用的科技進步和尋找新的石油來源的勘探工作。但是，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時間—在最理想狀況下，也需要幾年時間。世界金融系統面臨的是首當其衝的危機。必須找到某種方法將資本重新輸送到石油消費國家，以便「回收」石油美元，否則蕭條和停滯可能會演變成爆發性的全球大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