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預警信號

20世紀60年代後期，美國在許多方面都發生了變化：年輕人的音樂品位、男人的髮型、女人裙子的長度等，一切都發生了變化，除了油價。廉價的能源，尤其是30美分1加侖的汽油，已經成了大多數美國人的一種「特權」。這種太平盛世的日子在1973年12月結束了：當時，石油輸出國組織將沙烏地阿拉伯輕原油的標價提高到了每桶美元。在1年時間裡油價這種4倍的漲幅與供需法則沒有什麼關係。導致這一結果的直接原因是阿拉伯與以色列之間沒有解決的爭端，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石油生產國與美國和歐洲大型石油公司之間關於誰從「租金」（即石油的開採、精鍊和市場營銷）中獲益最豐的長期爭執。無論其根源是什麼，石油價格的上漲對整個世界產生了重大的經濟和心理影響。它還大大提高了像大通這樣的美國商業銀行的作用—因這種價格攀升而產生了巨額「石油美元」的受託機構、石油輸出國與面臨史無前例的「流通危機」的石油進口國之間的金融中介。我第一次產生油價必定猛漲的恐懼感是在1973年的9月，當時我在阿爾及利亞。我是在與薩達特會談之前根據胡阿里·波米迪安的要求在阿爾及爾停留的：他希望討論在1971年將法國權益國有化之後阿爾及利亞巨大的石油儲備和天然氣田的融資問題。波米迪安是個有理想的人。他為取得自己國家的獨立，已經浴血奮戰了10多年，反對法國的傾向很嚴重，但顯然，他心目中的英雄是拿破崙。他的個頭非常矮小，身上穿著一件黑披風，喜歡做出誇張的動作來強調自己的重要性。他在第三世界不結盟國家建設「國際經濟新秩序」的努力中起著帶頭作用，並不斷要求提高原油的價格。儘管他有這樣的名聲，但我們非常愉快地用法語交談了一個多小時，談到了大通在阿爾及利亞的經濟發展中可能起到的作用。結束了與波米迪安的會談后，我在俯瞰著熒光耀眼的阿爾及爾灣的一家頂級法國餐館出席了一個豪華午宴。豐盛鮮美的海鮮、美味驚人的阿爾及利亞葡萄酒—原本一頓美餐卻被桀驁不馴的財政部長攪和得沒了味：他首先喋喋不休地背誦了一大段對西方公司和銀行的抱怨，然後宣稱那種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他保證原油價格將在年底前上漲到每桶10美元—上漲幅度超過300%。我早已為他的無禮激怒，對他的荒唐預測感到怒不可遏。不幸的是，那位傲慢之徒的不祥預測演變成了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