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過國際部

機構重組以後，我的職責範圍內有個一線部門。這個部門被含糊地叫做特別投資部。通過它，我能夠與國際部合作—但又獨立於國際部—擴大銀行在幾個海外國家的活動，拓寬我們的金融服務範圍。我不得不按照這種方式進行，因為雖然傑克·麥克洛伊同情我關於國際多元化的觀點，但他從來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行動來迫使銀行走上這條新路。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別無選擇。在整個任期里，傑克指望著喬治和他的國內信貸官員們提供穩定的增長和說得過去的收益。到了1960年年底，大通的貸款總額接近50億美元，但美國之外的貸款只佔大約5%。因此，雖然傑克允許我跟蹤幾個項目，以便「兩邊下注」，但他從來沒有知難而進地去面對基於國內的銀行文化。1955年，也就是我們與曼哈頓銀行合併的時候，我們只經營著17個國外分行，其中9個集中在加勒比—其中有4個是我自己創建的。我們在海外的那點不起眼的規模與花旗銀行和美洲銀行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兩家銀行正大肆擴張在歐洲、南美和遠東已經非常廣泛的海外網路。從海外分行網路的角度說，我們遠遠落後於我們這兩家主要的美國競爭對手，而且差距還在加大。得到喬治·錢皮恩—以他美國部負責人的身份—大力支持的對外部，除了短期貿易融資和傳統的代理銀行業務領域外，反對擴大我們的產品範圍。該部門走這條路的原因，更多的是出於害怕，而不是分析。我們的外國代理行提供著我們的低成本活期存款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大通銀行國內借貸的主要資金來源。20世紀50年代末，對銀行信貸的要求大幅度上升，但我們的存款卻沒有同比例增長，加大了我們不得不—隨著我們接近聯邦儲備銀行規定的極限—減少貸款額度的可能性。在這種情況下，鑒於我們的外國代理行在我們銀行存有大量存款，喬治不希望採取任何可能會破壞我們與他們之間關係的行動。我認為這是一種短視。那些存款固然非常重要，但我們必須跳出代理銀行業務的範疇，開闢更多的海外分行，收購國外機構，提供更大範圍的產品種類，包括可能會要求期限比較長的產品，甚至直接投資。我深信，我們的這種舉措不會破壞我們的代理銀行業務，因為我相信我們的代理行對我們的需要大於我們對他們的需要。起初，我的觀點沒有被接受，但我還是通過幾個途徑努力開展我們的國際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