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

我在銀行里升遷得很快，喬治·錢皮恩也是如此。喬治比我大11歲，1926年畢業於達特茅斯，是大學里的一名明星足球隊員。他大學一畢業就加入了權益信託公司，隨著合併來到了大通。在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喬治成了銀行里最出色的借貸官員之一。全國各地的公司顧客和銀行家們都敬慕他的能力和商務才智，很高興與他做生意。他是個痴迷的高爾夫手，而且由衷地喜歡球賽后的暢懷豪飲！1949年，喬治被任命為銀行里最重要的部門—商務銀行部的經理。許多人越來越清楚地看到，我和喬治正同處一個「航向」—我們都覺得自己在走向銀行董事長的寶座。1952年9月，我們的機構重組計劃到了出台的時候。當時，珀西·埃博特總裁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告訴我他要提升我為高級副總裁。他用模稜兩可的字眼說到我的職責，是跟紐約的分行系統相關。珀西的描述實在是含糊隱晦，老實說我根本不知道他要我做什麼，不知道自己跟銀行的其他部分的關係。我覺得現在到了推出我們在過去幾個月當中制定的機構重組計劃的時候。第二天上午，我帶上我們的組織結構圖，攤在珀西的面前。我們提議將銀行所有的公司業務統一起來，設立一個新的「美國部」，由喬治·錢皮恩負責。另外成立一個「特殊行業部」，將公共設施組和石油航空部綜合進去。我將管理第三個新部門—「都市部」，負責市裡所有的零售分行以及我們與總部設在那裡的許多大型公司客戶的關係。一些關鍵性職能—比如公共關係和經濟研究—將納入我的新職責範圍。我對珀西說，這兩方面的工作都值得給予更大的重視。我們建議的重組計劃還要求保留3個現有部門：信託、債券和我原來的對外部。這6大部門都將由一名高級副總裁負責，而他們—只有他們—直接向總裁負責。最重要的是，這些高級官員中，每個人都將有一個明確定義的職責範圍，負責銀行運作的某個具體領域。珀西對我們的想法似乎非常感興趣，尤其喜歡組織結構圖這種「新概念」。他把這個議案提交給了溫思羅普，取得了他的批准。正如我預計的那樣，喬治·錢皮恩對這種新安排非常熱心，因為如此他將負責銀行里他認為最重要的領域。同時，在新結構的安排下，我將負責銀行業務的一個部分，而且我相信該部分在未來幾年中將變得越來越重要。董事會授權了機構的重組，於1953年1月1日起生效—也就是傑克·麥克洛伊上任的那天。大通銀行現在擁有了—至少在紙面上—一個現代化的、潛在效率更高的公司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