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美的擴展

加入拉丁美洲科室並幫助提高我們在加勒比的運作兩年以後，我被提升為副總裁，負責我們在拉丁美洲的所有業務活動。我以最快的速度開始了為期6個星期對南美主要國家的綜合考察，以便評測在那個地區可能存在的業務擴展潛力。那個時候還沒有噴氣式飛機服務，因此我們只好硬著頭皮長時間乘坐4引擎渦輪螺旋槳式飛機，緩慢地飛越漫無邊際的亞馬孫雨林，小心翼翼地摸索著穿越安第斯山脈的危險山峰。1950年的考察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一生中的一個分水嶺。我看到銀行可以成為一個真正的創新企業—也就是我的老教授熊彼特所說的那種創新，而拉丁美洲是經濟發展可能成型併產生出色結果的地方。在那次考察之前，我一直牢牢記著安娜·羅森堡的告誡；考察之後，我發現自己已經全身心地投入到大通的事業中了。那次考察與我同行並擔當嚮導的奧托·克羅伊策是大通的一名老員工，其很大一部分職業生涯是在拉丁美洲度過的。奧托是個抽廉價雪茄的「老煙槍」。他從早上坐在床上看報紙的時候開始點上第一支雪茄，然後全天不停地「吞雲吐霧」，直至深夜。當我們在各個會議之間奔波的時候，由於煙的毒害太大，我常常把腦袋探出車窗呼吸新鮮空氣。我的劇烈咳嗽和顯而易見的難過模樣絲毫打動不了他。奧托照樣又點上一支雪茄。但奧托對我們的業務了如指掌，向我透徹地介紹了我們業務的各個方面。在那個時候，每個南美國家都指望出口幾樣主要商品，來換取外匯收入。秘魯出口棉花、蔗糖和銅；智利出口銅和硝酸鹽；阿根廷出口大量的小麥和牛肉；委內瑞拉出口石油產品；巴西和哥倫比亞出口咖啡—每年幾十億的咖啡豆。大通銀行通過向出口商發放短期信用證—通常不超過3個月期限—為這種貿易的大部分活動提供融資，而那些出口商也是我們當地代理行的客戶。雖然這種生意有利可圖，但在這類商品的需求下降、價格下滑的時候—這種情況定期出現，銀行就失去了生意和收入。此外，隨著這些國家經濟的發展，對商品的依賴減少，銀行的收入就不那麼穩定了。我們需要擴大我們的產品種類。政府貸款已經成為幾種新機會之一。多年來，大通一直與我們開展經營活動的國家的中央銀行保持著良好關係，因而我認為我們可以在這種關係的基礎上發展。我記得有一次我當場答應了巴西財政部長的請求—用該國的咖啡作物作擔保提供3000萬美元的短期貸款。與銀行過去做法不同的另一個更加重要的例子是，我應我的老朋友、當時擔任秘魯中央銀行行長的佩德羅·貝爾特倫的請求，說服了大通銀行，與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IMF）一起為秘魯提供3000萬美元的貸款，以便穩定該國貨幣在外匯市場上的表現。秘魯方面沒有提供任何擔保，但答應實施IMF確定的一個財政改革方案。美國私人銀行在這樣一種安排中與IMF合作，還是破天荒頭一回。如果設計得不夠周密細緻而且擔保不利，那麼給政府提供貸款的風險可能很大，但我確信這類貸款可以為我們提供盈利的商機，並為範圍更加廣闊的私人商務貸款業務敞開大門。可是銀行里負責國內業務的高級官員們本能地懷疑是否應當向外國政府提供貸款，特別是不發達國家的政府，這已是公開的秘密。他們覺得回報太少，風險太大。我與喬治·錢皮恩（GeorgeChampion）—他當時負責美國部，是銀行內正在走紅的權勢人物—在這個問題上的不同意見，是彼此分歧的開端，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分歧越來越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