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薪3500美元乘地鐵的上班族

我在大通銀行的頭12年裡—直到我於1957年當上了副董事長，每天都乘坐列剋星頓大道的地鐵上班。跟許多乘公交上下班的人一樣，我學會了非常熟練地將報紙疊成長條，一隻手拉著吊環，一邊閱讀報紙，同時用兩條腿夾住公文包。在高等教育和管理技能都不受重視的環境里，我並不將自己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廣而告之—那樣會顯得很小氣。但是，我的確向溫思羅普·奧爾德里奇提出，經濟學博士學位本身意味著—最低限度—我不應當被要求必須參加銀行那非常優秀的信貸培訓計劃，而不幸的是，他同意了。我已經30歲了，急切地想從事我的事業；我的腦子裡裝滿了比分析盈虧表和收入報表更宏偉的想法。我對當時的這個決定非常後悔，而且在我後來試圖改變銀行的文化時讓我付出了代價。它意味著我從來都不能與我試圖說服的人們有同樣的想法。它只是讓許多人更加確信，反正我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正的銀行家。學過新信貸課程的畢業生從職員起步，經過大約一年左右時間后才成為官員—如果他們表現好的話。我一開始是對外部的經理助理—那是最低級別的官員，年薪3500美元。我們的辦公室位於十八松樹街的10層，我在那個佔了整整一層、安排了二三十張木桌的通間里得到了一張辦公桌。每張辦公桌都配了兩把椅子，一邊一把，留給客戶或秘書部的秘書用。我就是在這裡度過了我在大通銀行的頭三年。部門的人事主任傑羅姆·韋斯（帕基）帶我參觀了對外部的33個區域科室和職能科室。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銀行的內部運作系統，感覺很是神秘。我希望能確保自己明白各個科室的職責，便在每參觀完一個科室后就做些筆記。雖然我從來沒有經過正規的公司管理培訓，但我無法理解33個科室直接向一個人負責的結構安排好在什麼地方。我提出了一個選擇方案，將各個科室歸集起來，這樣就只有六七個經理直接向部門經理查爾斯·凱恩負責。查爾斯的反應彬彬有禮（我估計使他比平時更加客氣的原因是我的名字），但部門的結構沒有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