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戰場：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

到了1973年，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已經成為全國第十二大基金會，捐助資金達到億美元。基金會的項目與1940年創建初期相比發生了巨大變化。當時，我們兄弟5人創建該基金會時，為的是管理我們對諸多機構的年度捐款，比如女童子軍（GirlScouts）、世界青年聯合會（YMCA），以及紐約市和威斯特徹斯特縣的90多家社區機構。父親在1951年捐獻的將近6000萬美元的洛克菲勒中心票據第一次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提供了捐獻資金（在此之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一直依賴我們兄弟幾個每年的捐款），使我們能夠將基金會的範圍擴大到我們兄弟幾個之外，為每個兄弟發起和領導的機構提供大量支持。接受這種捐款的機構主要有約翰的人口委員會、內爾森的美國國際經濟社會發展協會和勞倫斯的傑克遜洞穴保護公司（JacksonHolePreserve,Inc.）。1961年，洛克菲勒基金會又從父親的地產那裡獲得用於捐款的7200萬美元。由於資源的大幅度增加，我們可以進一步擴大基金會的計劃。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繼續處理著我們兄弟幾個的個人捐獻，為家族領導的幾個機構的工作提供資金。但如今，我們開始接觸更大範圍的機構和組織。結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開始演變成一個更加傳統的基金會。我和我的哥哥們對這一過程感到滿意，因為我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我們的孩子們會希望承擔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責任，並通過這個基金會去追尋他們自己的慈善利益。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這種變化已經深入開展，並顯著地反映在基金會對從事民權和機會均等領域工作的支持—這一點非常符合許多「侄子侄女們」的利益。但是，雖然我和我的哥哥們堅決支持讓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項目範圍更加廣闊，但我們覺得對「我們」家族領導的各個機構—這些機構多年來從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獲得了大量的經濟支持—繼續負有責任。在我們考慮自己將不可避免地退出這些機構領導職位的時候，我們的結論是，簡單地將這些機構切分開來而不為其將來提供充足的資源，則是不負責任的。我們設想捐獻高達1億美元的資金，也就是大約為此目的而需要的捐獻資金的一半。我們的考慮是，有了這些資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將不再需要繼續為這些機構負責」。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理事會批准了我們的建議，並立刻啟動了一個審查程序，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總裁達納·克里爾負責監督。不到一年時間，顯然我們每個兄弟對於我們所說的「克里爾委員會程序」的期望和目標各不相同。約翰的主要目標是儘可能多地保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捐獻資金，因此他主張嚴格限制「終端」撥款的數量和金額。我和勞倫斯與約翰的意見不同；我們還希望確保我們的各個機構擁有堅實的未來。尤其是其中的兩家機構—勞倫斯的斯隆·凱德琳癌症紀念研究中心和我的洛克菲勒大學—要想作為卓越的機構生存下去，就要求獲得大量的經濟支持。我和勞倫斯強烈倡議為這兩家機構提供大量的捐獻資金。約翰堅決反對我們建議的金額，稱之為「不合適、假公濟私」的行為。雖然內爾森對克里爾委員會程序的早期階段沒有什麼興趣，但很快他就發表了他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