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斷送」

專為規範慈善基金會而設置的1969年的稅收改革法案給我們的討論增添了一層複雜性。該法案嚴厲禁止基金會理事的假公濟私行為，其中大部分規定是合理的。但是，在稅收改革法案通過國會討論期間起到過重要作用的約翰堅持說，國會中，人們強烈支持另行立法，來完全擯棄基金會。結果，約翰爭辯說，既然法律暗示捐獻人應當開始削弱對自己基金會的控制，那麼我們應當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起個帶頭作用，主動減少家族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控制。為了實現這一點，約翰希望增加更多的外部理事，這樣家族成員在理事會中的比例就能變為少數。以我的觀點，約翰的立場是在置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當初創建的基本前提。正是因為我們對當前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的共同興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才成了全國最受尊重的基金會之一。為了安撫在華盛頓的臨時多數政客而削弱我們兄弟的作用，我感覺那是個嚴重錯誤。但我的觀點沒有能夠說服約翰。約翰居高臨下的態度和含蓄的認識—他認為自己是在一個高層次的道義角度進行討論—使得衝突更加尖銳。他的想法和態度不僅讓我和勞倫斯非常惱怒，而且讓在間隔將近20年後於1977年年初再次加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內爾森更加暴跳如雷。內爾森指責約翰試圖「斷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正如他早先聽憑家族的影響在洛克菲勒基金會削弱並最終喪失一樣。雖然為了息事寧人，我願意就約翰的立場作一些讓步，但內爾森卻沒有這種心態。毫無疑問，內爾森對待約翰的居高臨下姿態一直很傷人，但在那之前，他們兩人之間的分歧從來沒有爆發成公開的敵視。過去，約翰一般都向內爾森讓步，而內爾森天生的政治直覺從來都不會讓他把自己的哥哥逼迫得太過分。但這回，情況卻不一樣了。約翰對「侄子侄女們」的同情，以及他們在書中向科利爾和霍羅威茨表達的觀點，使得局面更加惡化。內爾森對他眼中孩子們的叛逆行為大發雷霆。既然我們要把基金會傳給年輕的一代，而年輕人已經公開鄙視這個家族並正投身於內爾森覺得絕對無法接受的事業，那麼為什麼還要勞神挽救基金會呢？內爾森的解決辦法是將整個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捐獻資金分配給我們兄弟幾個認為最重要的那一小部分機構。如果這一點實現不了，那麼內爾森希望重新建立我們兄弟早期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項目和管理的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