頑固的理想主義者

約翰會強烈反對內爾森，這在之前是不可能預料得到的。約翰一直是個羞怯、內向的人，曾經聽憑比較豪放、霸道的內爾森將自己擠到一邊，扮演我們這代人的領袖角色—比如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購、波坎蒂克地產的所有權，以及與父親打交道這種永遠錯綜複雜的事情。但在慈善事務上卻不是這樣。約翰自認為是洛克菲勒慈善傳統的合法「繼承人」，而且他還將這種傳統看做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價值觀念，是漫漫歲月中惟一能夠將家族成員團結在一起的紐帶。雖然內爾森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上升到了全國知名的地位，約翰也在美國慈善領域默默無聞地贏得了領導堅強和成就重大的名聲。他已經作為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創新性董事長辛勤工作了20年；已經成為創建紐約市的林肯中心—全國卓著的表演藝術中心—的支柱力量；通過人口委員會—那是他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成立的—應對了頗有爭議的全球人口過度問題，而且多年來一直自己籌措資金；並且通過他個人對經濟開發項目和文化交流項目的支持和倡導，在遠東（尤其是在日本）建立了關係網路。在這個過程中，約翰還重新恢復了日本協會，創建了亞洲協會。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約翰的慈善捐獻平均大約每年500萬美元—那是他年度收益的60%以上。慈善事業是約翰的「領地」，而他痛恨內爾森自負地認為指導家族主要慈善機構—特別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之未來的應當是他，而不是他的哥哥。約翰對內爾森強硬的反對態度，至少一部分原因是他政治觀點的變化。跟我們許多人一樣，約翰一直為當時的社會動蕩深感不安，但是，他並不是一味指責年輕一代令人費解的態度和反叛行為，而是致力於理解他們內心不滿的根源。約翰和他的同事們與年輕人—包括黑豹黨（BlackPanther）人和常春藤聯誼會的大學生—在一起相處了幾百個小時，聆聽他們訴說自己的不滿、政治信仰和對未來的希望。他發現自己很同情了解到的許多東西。這對約翰來說是一次轉型的體驗，為此他寫了一本書，名叫《第二次美國革命》（TheSecondAmericanRevolution），敘述了自己的經歷。該書是當年的一個很好寫照，尤其是它提出所有的智慧蘊藏在年輕人身上，並指出，將世界弄得一團糟的老一輩人應當從自己的孩子們那裡尋求指導。該書引起了不小的震動：社會的高層人士並不經常與不滿社會現狀的人，甚至是年輕的批評家聯繫在一起。但是，對於我們這些相當了解他的人來說，約翰的想法和結論並不那麼驚人。他已經越來越接近我們常說的「空想主義者」。多年來，他直接接觸到許多嚴重的、棘手的社會問題，從而加深了他對弱勢群體和底層群體的本能的同情。其結果是，他的政治觀點比以往更加傾向自由的一邊。回想起來，這就是內爾森與約翰之間衝突的一個主要根源。作為紐約州的州長，內爾森在大多數社會問題上不斷地向右傾斜—比如「洛克菲勒」藥物法規、他對阿提卡監獄暴動的鎮壓，以及他對美國干預越南事務的拚死維護，這些都表明了他更加保守的政治態勢。內爾森鄙視約翰的自由主義，以及約翰對曾經辛辣攻擊過他的許多個人和機構的歡迎態度。他還對「侄子侄女們」的表現和信念感到怒不可遏，決心不讓他們擁有對重要家族機構的控制權。因此，激戰的「擂台」已經設好，首當其衝的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