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琳

我們最小的孩子艾琳似乎絲毫沒有受到讓她的哥哥姐姐們深陷其中的問題的影響。相反，解決我們家庭內部的感情糾紛成了她的首要工作。她一直跟她母親很親密，而當她的姐姐們在態度上相當敵視我和佩吉的時候，艾琳努力扮演一個調停人的角色，來回傳遞著信息，努力保持溝通渠道的暢通。最終，艾琳也經歷了一個叛逆階段，但這種叛逆意識最後卻在個人的層次上—而不是政治或者意識層次上—自行消失了。她對我和佩吉似乎不那麼認真對待她在重要問題上的看法而感到惱恨。她的感情很脆弱，而這也導致了緊張關係。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她在非洲長期旅行之後，有一個疏遠的階段—回國后，她決定離開我們單獨住。艾琳在家庭內部進行協調的早期努力，在她於1979年在弗吉尼亞州威廉斯堡的一次達特茅斯會議上遇到了諾曼·卡曾斯—《周六評論》的出版商—以後成了她生活中的一個重點。諾曼剛剛出版了《疾病剖析》（AnatomyofanIllness），詳細介紹了他通過人的意識的治療能力成功戰勝癌症的經過。艾琳對諾曼的理論印象非常深刻，並在一段時間裡，他成了她的導師。後來，她成立了一個基金會—改善健康學會（InstitutefortheAdvancementofHealth）—來鼓勵對意識與身體在健康和疾病方面的關係問題進行科學研究。此後，她又創建了改善社會與情感學習合作學會（CollaborativefortheAdvancementofSocialandEmotionalLearning），促進全國各地的社會與情感方面的信息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