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悲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40多年期間，我認為美國作為一個超級大國所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遏制」前蘇聯構成的威脅和抵制前蘇聯對世界各地「民族解放戰爭」的堅持不懈的支持。保衛越南南方的行為符合這種大範圍的全球遏制戰略。如果胡志明在中國和前蘇聯的支持下征服了整個越南，那麼，其他「多米諾骨牌」—包括印度尼西亞、印度和菲律賓—接連坍塌的命運將只是個時間問題。這是我以及我所認識、尊敬的大多數人的信念：只有美國有能力阻止這一切的發生。1966年在越南南方的訪問進一步堅定了我的信念，即我們必須盡一切可能阻止越共和北越取得勝利。我到西貢開了一家大通分行，服務於駐紮在那裡的越來越多的美國部隊。美軍統帥威廉·C·韋斯特摩蘭將軍向我們通報了戰爭的進展情況，以及他打敗敵人的戰略。韋斯特摩蘭相信，如果我們準備投入足夠的戰鬥部隊並「保持航向」，那麼美國就有能力贏得戰爭。韋斯特摩蘭最大的擔憂是國內越來越強烈的反戰情緒會阻止我們將戰爭打到底。他尤其感到憤慨的是《紐約時報》的正式立場—他感覺該立場破壞了我們的所作所為和我們的做事方式。我也為這些重要評論而擔憂。評論的作者是《紐約時報》編輯部的負責人約翰·奧克斯，我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駐紮在里奇營的時候我就認識他。我回到紐約后，與他取得了聯繫，建議他去越南見一見韋斯特摩蘭。約翰的確去了西貢，但是他堅信我們應當儘快與胡志明談判一個解決方案后回國，因此無論韋斯特摩蘭說什麼都無法打消他的固有觀念。我的看法很不一樣。我非常擔心有那麼多年輕的美國人—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們—已經失去了對自己國家的熱愛和驕傲感。令我感到悲傷的是那麼多的人對我們的政府和政府的行動產生了鄙夷和不信任。但是，1968年年初的泰特進攻戰之後，顯然韋斯特摩蘭的大舉軍事干預戰略已經失效，而國內遠離戰爭的熱潮已經達到了頂峰。這時我意識到我們別無選擇，只有談判出最能夠接受的條件撤軍。我們國家的社會機制和凝聚力已經遭受了太大的破壞，無法繼續抑制這種衝突了。如今，跟其他人一樣，當我回首越南的往事時，認為那是我們國家的一場可怕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