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人父母的艱難

我和佩吉感到非常奇怪的是，我們的兩個孩子—阿比和佩吉—為20世紀60年代的革命思潮和事業所深深吸引，而另外4個孩子對那些年風雲多變的政治參與卻少得多。我們是根據同樣的道德準則撫養所有孩子的，依據的主要是我和佩吉自己的成長環境中所深信不疑的基督教信條。我至今仍然感到十分詫異，每個孩子對家庭教育、對20世紀60年代的事件竟然作出了如此不同的反應。我毫不懷疑，在他們早年正在成型的那些年裡，我長期不在他們身邊這一點對他們產生了一種關鍵性影響。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服兵役之前或期間出生的戴夫、阿比和內瓦，在他們來到世上頭幾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我並不在他們身邊。佩吉作為一名年輕的母親盡她的能力給予他們愛和指導，而他們也吸取了她對大自然和音樂的熱情，以及她擁抱大千世界的激情。佩吉、理查德和艾琳都是在戰爭之後出生的，但即便我還是大通的一名初級官員的時候，旅行也是家常便飯，常常離家出差。因此，對於那些小一些的孩子，我還是無法給予他們所需要的、也是應得的時間和關注。佩吉覺得為人母親的負擔實在難以承受。雖然她是個全心全意的母親，大多數時候具有與孩子們溝通的出色能力，但在我們婚姻生活的頭20年裡，她還階段性地感到極度抑鬱。當她處於這種惡劣心情的時候，孩子們學會了要躲她遠一些。雖然佩吉堅持配合一位出色的心理醫生的工作，並最終成功地戰勝了自己的大部分問題，但她的抑鬱—加上我繁重的工作和頻繁的出差—似乎很可能在至少一部分孩子們心中造成了不安全感和焦慮感。我和佩吉一心要成為負責任的父母，為孩子們提供一個安全的家和良好的教育。孩子小的時候，他們在紐約市有名的日校讀書—女孩們去蔡平（Chapin）和布里爾利（Brearley），男孩們去巴克利（Buckley），使他們獲得了牢固的教育基礎，儘管他們缺少文化方面的多元化。我們的大多數周末是在塔里敦的哈得孫松屋度過的。孩子們在那裡騎馬、在外面玩耍，下雨或者冷天的時候可以在「娛樂房」里遊樂，而且常常邀請他們的小朋友們一起玩。我們還帶他們周遊美國各地，並帶他們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正如我的父母對待我那樣。我們的家裡總是滿屋子世界各地的客人，這樣孩子們很小就開始接觸到了各種類型的有趣的成功人士—比如大提琴手卡薩爾斯，秘魯總理佩德羅·傑拉多·貝爾特倫，哈佛校長內森·普西，以及喬治·馬歇爾將軍。孩子們對客人的來訪反應良好，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富有教育、充滿樂趣的經歷。我們與外部世界的許多關係培養了他們的諸多興趣—語言、藝術、自然世界，並引導他們滿腔熱情地去追求。1952年，父親設立了一系列不可撤銷的信託基金，為我的孩子們提供了未來經濟保障。在設立這種基金的時候，父親遵循的是他在1934年為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們設立信託基金的模式—該基金為我們提供了大部分收入來源。在設立1952年信託基金之前，父親問過我希望如何安排基金的結構。我和佩吉決定，我們的每個孩子應當獲取一般性年度收入—從21歲開始5000美元—然後逐年增加，直至他們30歲。到那個時候，他們每人應當獲取自己的信託基金所賺取的所有收益。我們還規定，在得到受託人同意的基礎上，到了21歲以後，每人都可以提取高達50%的信託本金。我們感覺，這些收入和父親的慷慨將能夠讓我們的孩子們過上獨立的成人生活，並能夠自己確定如何最佳分配他們自己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