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與薩達姆・海珊

薩達姆·海珊是20世紀後期出現的全世界最殘酷的獨裁者之一，情願將自己的人民推入長年的戰爭和難以置信的貧困之中，以便確保自己牢牢地掌握政權。我只與他見過一次面。雖然大通與伊拉克沒有什麼直接的生意往來，但我們與他們的中央銀行保持了許多年的代理關係。1967年中東戰爭以後，伊拉克斷絕了與美國的外交關係，我們的這種代理關係就成了兩國之間僅有的聯繫之一。為了尋找將伊拉克納入中東和平進程的途徑，亨利·基辛格請我在訪問這個地區時嘗試著與伊拉克領導人建立關係。我答應了他的要求，並通過該中央銀行的總裁獲得了允許進入巴格達的簽證，以便討論銀行事宜。我還預約了外交部長薩東·哈馬迪。哈馬迪畢業於威斯康星大學，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但他的態度從我踏進他的辦公室開始就一直是一種敵視。當我告訴他，我是應亨利·基辛格的要求來向薩達姆·海珊—人們普遍認為他是伊拉克政治的鐵腕人物—轉達一個口信時，這種敵意變得更加明顯。哈馬迪說：「絕對不可能。他不可能接見你。」我答覆說：「我要在巴格達待24小時，無論白天還是夜晚，我都可以見他。」哈馬迪堅持說：「會面是不可能的，把口信交給我。」「對不起，部長先生，」我說，「我的口信只能給薩達姆·海珊一個人聽，我沒有權力轉達給任何其他人。」當哈馬迪一再強調不可能會面時，我說：「我要在這裡一直待到明天中午，煩請你轉告薩達姆，我有國務卿的口信，如果他希望接見我的話，我將十分高興與他會面。」那天晚上，我正要動身去參加中央銀行舉行的宴會時，得到通知說海珊將於晚上9點在他的辦公室接見我。我被指示單獨前往。我被用車送到底格里斯河邊的議會大樓。大樓充滿了令人生畏的氣氛，在步行通過無邊無際的黑漆漆的走廊、經過全副武裝的哨兵時，這種感覺依然無法消除。我終於走到了他的辦公室—那是大樓深處一間光禿禿、沒有窗戶的小屋子。海珊禮節性地迎接了我。他中等個子，身材魁梧。堅毅的臉上沒有笑容，而且在那個時候，他就留著他那標誌性鬍子。我們通過翻譯交談了一個多小時。雖然屋裡只有我們3個人，但幾天以後，會談的內容便幾乎一字不差地出現在貝魯特的報紙AnNahar上。無論出於什麼原因，薩達姆希望我們談話的實質內容見諸報端。我解釋說，亨利·基辛格覺得伊拉克和美國之間沒有溝通的渠道，這是不符合兩國的最大利益的，國務卿希望找到對話的渠道。我問他怎樣才能實現這一點。薩達姆用手指著我剛剛進來的房門說：「如果滿足了兩個條件，大門也許會開一條縫。」他說，首先，美國必須停止向以色列供應可能被用來對付伊拉克的武器，並開始「在確保巴勒斯坦人民利益方面起決定性作用」。第二，美國必須停止向伊朗出售武器，或者至少附加出售的條件，即伊朗承諾不使用這些武器對付「伊拉克或其他阿拉伯國家」。薩達姆強調說，只要伊朗國王繼續向起義的伊拉克庫爾德人輸送武器，他就沒有興趣與美國恢復外交關係。回到美國之後，我向亨利·基辛格作了彙報。薩達姆關於以色列的第一個條件是美國永遠不會滿足的。但是，幾個月之後，隨著伊拉克和伊朗重歸於好，向庫爾德人提供的軍事援助的確停止了。幾年以後，美伊關係得到了重大改善。薩達姆似乎是個根本沒有幽默感的人，在闡述自己的觀點時立場堅定，但對我並不敵視。·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的歷史連續性、阿聯酋的原則和金融頭腦、薩達姆·海珊的險惡狡詐、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悲劇、以色列的力量和勇氣、海珊國王和薩達特的榮耀和英雄行為—我思索自己在這個混亂複雜、風雲莫測的地區里的經歷時，所有這一切都浮現在我的腦海。在我後來捲入為被流放的伊朗國王尋找避難地的工作時，我才明白什麼是「世事無常」。該書出版以後，我的孩子們告訴我和佩吉，兩個作者在他們自己的真實企圖方面誤導了他們，聲稱他們在撰寫一部有關慈善事業的書，且不得到他們的許可，所說的話就不會印刷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