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第42章 債務驅動，美利堅盛世的脆弱(4)

1984年是美國金融巨變的轉折年，國內資本開始從銀行向債券市場大規模轉移，國際資本流入則由歐洲轉向了亞洲。到1985年，沃爾克發現美國的貨幣供應再度開始爆炸性膨脹，但是美國的通脹率卻從1984年的4.4%，降到了1985年的3.5%。由於大量金融創新的出現，M1作為通脹的指標已經越來越不準確了。銀行業在1984年底，開始大規模進入貨幣市場，支票賬戶中含有利息的成分在顯著增加，這表明資金傾向於「投資」而非「消費」，M1的膨脹已經不能說明「消費者立刻準備花錢」的衝動在積聚。因此，美聯儲從1984年開始，悄悄地廢棄了以M1增長為貨幣政策的目標導向。

1984年以來的貨幣供應膨脹，已經脫離了實體經濟增長所產生的信貸擴張需求的軌道，而越來越多地反映為金融創新所刺激出來的金融交易需求。80年代中期以前，美國股票市值佔GNP的比重通常在8%～20%之間，而到了1986年，這一比重劇烈攀升到了100%！這個現象說明，信用擴張已經擺脫了實體經濟增長的約束，而成為金融資產自我膨脹的必然結果。美債帝國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美元從此成為「源於金融交易，為了金融交易，服從於金融交易」的工具。

金融全球化本質上就是美元債務的全球化，它導致了金融資產的增長速度和規模都遠大於實體財富，這意味著相當一部分資產，由於缺乏財富的對應物，其實只是巨大的債務。金融市場的畸形繁榮，其本質就是債務驅動下的金融資產自我膨脹。20世紀80年代之前，美國私人、非金融類企業與政府的總債務，佔GNP的比重大約為140%，80年代中則一舉突破了165%，這是30年代大蕭條以來的最高負債水平！1980年美國家庭負債占可支配收入的63%，到1999年，這一比率上升到90%，企業債務的上升勢頭也大體如此，而國債膨脹則更為驚人。與此同時，美國的貧困人口卻從1979年的2400萬，增長到1988年的3200萬。

在歐洲美元的互動下，銀行體系的表外資產業務空前繁榮，利率掉期、貨幣互換、信用擔保、浮動利率按揭、資產證券化、槓桿收購、金融產品的期貨與期權等金融創新層出不窮，僅在1982年，銀行體系中就有高達2300億美元的儲蓄，流向了繁榮的債券市場。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對金融市場中過度借貸的「剎車系統」，卻漸漸失靈，系統性風險與日俱增。

在沃爾克發動的反通脹戰爭中，「陣亡」的還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奈及利亞、剛果、波蘭和南斯拉夫等大批第三世界國家，它們全都不幸地落入了美元的「債務陷阱」之中。20世紀70年代，石油暴漲所帶來的滾滾石油美元，從中東再度迴流到華爾街和倫敦的「金融異度空間」。在「第二次美國革命」的戰略中，如何重新分配國際財富是一個1%的富人關注的重大問題，第三世界國家以低廉的價格向發達國家轉移原材料，這是必須實現的戰略目標。有了石油美元這筆橫財，國際銀行家開始對第三世界國家進行大規模放貸，因為它們迫切需要進口價格高昂的石油，但美英銀行開出的條件是，貸款利率必須隨著倫敦銀行拆借利率（LIBOR）而浮動。

美國和英國聯手進行的高利率「化療」反通脹，獲得了一石數鳥的美妙效果。第三世界的美元債務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突然遭遇到利息高達20%的「高利貸伏擊」，而它們賴以償還美元債務的原材料出口，卻在世界經濟嚴重衰退中面臨著價格暴跌的夾擊，於是，這些國家紛紛陷入破產境地。IMF作為美元的「國際債務警察」被推上了逼債的第一線，當代「夏洛克們」要從第三世界國家身上割下鮮血淋漓的數倍「鮮肉」。IMF給第三世界美元債務國開的藥方，不過是華爾街大夫們早就準備好的「瀉藥」，越吃身體垮得越快。IMF要求債務國削減進口到極限程度，財政預算縮水到勉強度日的水平，貨幣貶值到出口原料跳樓甩賣的低廉，從而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資源向發達國家進行史無前例的大轉移。經過IMF的債務重組，發展中國家在1980年時的美元債務僅為4300億美元，到1987年卻欠下了當代「夏洛克們」高達1.3萬億美元的新債務，這還不包括已經支付的6580億美元的本息。第三世界國家遭到了遠比兩次世界大戰損失總和還要高得多的慘重損失。

1987年，世界原材料的價格居然跌回到1932年的水平！從80年代初開始的原材料價格低迷，持續了整整20年！直到21世紀初，中國經濟開始繁榮，才扭轉了這一趨勢。

近30年來，1%的富豪從美國中產階級和第三世界國家身上，獲得了現代經濟史上聞所未聞的「鮮肉豐收」，世界財富的分配顛覆了20世紀前70年的規律，加速向極少數人集中。2011年9月開始迅速蔓延全世界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正是99%的窮人意識到了「金權天下」對他們切身利益所造成的長期傷害，他們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準備以自己的方式要求社會財富的重新合理分配。

里根時代的新自由主義，使美國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就從一個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淪落為最大的債務國。當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驚人戰爭消耗，將大英帝國從世界債權霸主的王位上給拽了下來，美國正是利用新興債權國的威力，迫使歐洲債務國接受了美元霸權。新自由主義用差不多同樣的時間，就重演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全球債權與債務關係的大逆轉。當英國變成債務國之後，大英帝國衰落了，而美國變成最大的債務國之後，反而霸權更加穩固。這表明債務取代了債權而成為統治世界的新權杖，也意味著投資已經讓位於負債，變成了刺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這開啟了一個債務驅動型經濟發展模式的危險時代。

美元的冰火兩重天

1985年，當沃爾克最終將通脹降到了3.5%，美元已經基本擺脫了1979年世界範圍的美元危機。高油價與美元綁定的貨幣戰略，支撐住了搖搖欲墜的美債帝國，將美元從失去黃金的信心恐慌中解救出來，美國經濟則付出了惡性通脹和嚴重衰退的沉重代價。更為糟糕的是，蘇聯這個石油出口大戶，在70年代的石油危機中賺得盆滿缽滿，增強了與美國進行「星球大戰」的軍事實力。穩住了美元的霸權基礎后，美國就騰出手來準備收拾蘇聯了。

1981—1984年，蘇聯政府出口賺取硬通貨的唯一手段就是石油出口。1975年，蘇聯石油產量為9310萬噸，到1983年增長到1.3億噸，然而70年代末以來，蘇聯過度開採石油導致了後續生產能力的匱乏。1985年，蘇聯石油開採量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下滑，由於開採費用的增加與資金不足的問題，導致了石油產量下降了1200萬噸，此刻，正好碰上了美國征服通貨膨脹的關鍵時間點。

早在1981年3月26日，里根總統在私人日記中就提到了如何利用蘇聯的經濟狀況及其對西方貸款的依賴，對蘇聯經濟進行致命打擊的問題。1982年11月，里根總統簽發了一項有關國家安全的指示（NSDT-66），明確提出了給蘇聯經濟造成損失的秘密任務。1985年3月，美國國務卿舒爾茨在給美國駐英國的大使館發去的秘密電文中提到，「國務卿對國務院正在進行的石油價格暴跌將造成何種影響的研究報告，極端感興趣」。此前一個月，沙特國王剛到過華盛頓，里根總統與他探討了「石油與經濟的關係」這一令人感興趣的話題。9月，美國開始對沙特施加壓力，要求沙特大幅增加石油產量，將油價壓到20美元以下。1986年4月，副總統老布希親自來到沙特首都利雅得，告誡沙特國王「市場力量（而不是歐佩克組織）才是設定石油價格和產量的最好辦法」。此話翻譯過來就是，強烈暗示沙特全力增加石油供應，壓垮世界油價。

當沙特開足馬力鉚勁兒生產，「市場力量」使石油價格從35美元一桶，直線掉到了1986年春的10美元以下。結果，蘇聯的出口崩潰了，西方的借貸渠道關閉了，糧食進口沒了著落，城市食品供應配額緊張，貪污走後門猖獗，蘇聯民眾反政府的情緒日益高漲。同時，石油作為綁住東歐各國的援助紐帶斷裂了，導致東歐各國在巨額西方債務的壓力下離心離德，經濟崩潰加速，終於誘發了蘇東集團的解體。

戰後美國和西方的工業經濟基礎嚴重依賴石油供應，石油價格低廉，則帶來經濟增長與市場繁榮，石油價格飛漲，經濟就會陷入通貨膨脹和發展停滯。沃爾克用貨幣手段達到的反通脹成果，只有在1986年石油價格暴跌的強化之下，才獲得了持久的效果。

通脹在1986年降到了2%，利率隨之深度回落。華爾街沸騰了。

不過，就在美國股市和債券市場一片繁榮之時，一股巨大的貨幣火山岩漿正在金融市場的表象之下，悄悄地聚集起爆炸性的噴發力量。

美元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升值幅度，已經遠遠脫離了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在強勢美元的衝擊下，美國貿易逆差迅速擴大，工業經濟受到了難以癒合的傷害，美國製造業的產量至少需要擴大30%才能使經濟重新平衡，但強勢美元擋住了經濟平衡的道路。當大量海外熱錢在美元高匯率的吸引下湧進美國之後，華爾街的金融資產泡沫迅速膨脹。廉價的信用如同便宜的石油，使得美國的消費者盡情享受著負債的快樂。美國的企業在垃圾債券、槓桿收購這類新興金融工具的刺激下，開始了規模空前的大兼并熱潮。80年代僅垃圾債的發行就達到了1700億美元的驚人數字。

企業槓桿收購的致命問題，就在於用債務置換了企業多年辛苦積澱出來的資本金。大蕭條以來，美國企業的資本構成中，從未達到過如此之高的負債水平。更根本的問題，還在於美國政府無法遏制的財政赤字，這既是美元霸權的福音，同時也是它的詛咒。既然美國選擇了一條債務貨幣的道路，既然債務已經成為了美債帝國的權力之根，財政赤字就是必然的結果，因為盈餘將贖回債務，從而瓦解這種權力的基礎，那麼人們怎麼可能去指望美國財政會真正走向節儉和負責呢？

1979年英國放開了外匯管制，日本在1980年跟進了這一政策。由於英國是歐洲美元的最大市場，而日本擁有快速增加的美元儲備，這兩個國家放開了國際資本自由流動的閘門，世界金融市場從此更加風雲變幻，暗潮湧動。美國的儲蓄不足，而日本的儲蓄過剩，世界經濟嚴重失衡的問題在80年代已經暴露無疑。

沃爾克明白過高的美元估值最終必然以美元暴跌來回到經濟的基本面，危險之處在於，必須在這一天到來之前，預備好經濟的降落傘，他希望看到美元最終能夠軟著陸。1986年，美國的經濟又到了衰退的邊緣，可是華盛頓卻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此時，里根政府的財政部長已經換成了詹姆斯·貝克（JamesBaker），他是美國統治精英集團中的後起之秀，貝克家族與洛克菲勒石油帝國有著四代的交情，同時還與布希家族淵源深厚。儘管他以前在競選中曾反對過里根，卻仍被裡根委以重任。貝克明白美元必須貶值的道理，但卻不願正視沃爾克最悲觀的預言，那就是美元會再現1978年遭到世界瘋狂拋售的噩夢。如果出現這種最悲觀的形勢，沃克爾的降落傘就是被迫加息，阻止美元的自由落體。而加息正是貝克的大忌，他領教過沃爾克反通脹時斷然加息的瘋狂，那將是又一場經濟的浩劫。他的鐵杆兄弟副總統老布希，已經決定參加1988年的總統競選，經濟衰退將毀掉老布希的前程，同時他也將斷送自己的政治生命。貝克決心用自己的一套辦法來實現美元的有序貶值。

為此，貝克提出了兩個階段的方案：首先，建立一種類似放大版的歐洲匯率機制（ERM），讓主要貨幣對美元的匯率在10%～15%之間浮動，希望用這個法子迫使其他國家拱衛美元匯率，避免可能出現的崩盤局面。然後，建立一套協調各國經濟政策的機制，消除美國經濟與歐洲和日本之間的不平衡。換句話說，貝克異想天開地希望搞出一個比歐元區更大更複雜的貨幣體系。經歷過歐洲貨幣聯盟曲折進程的各國中央銀行家們，莫不暗暗搖頭，更何況，貝克是想建立一個由5國集團財政部長牽頭、中央銀行家們打下手的世界貨幣聯盟，這更是天方夜譚，沃爾克等人當然無法認同。因為一旦綁定各國匯率，貨幣政策就必須圍著匯率轉，中央銀行就必須承諾利率政策需要服務於匯率變化，中央銀行家們豈能俯首聽命於財政部部長的指揮？

1985年9月15日，強勢的貝克乾脆甩開了央行行長們，召集5國財長進行秘密會議，討論美國提出的方案，這就是一周后達成的「廣場協議」（PlazaAgreement）。這個協議並未明確對中央銀行的具體要求，貝克要的只是美元貶值的趨勢。央行行長們如釋重負。結果，貝克的「廣場協議」本身就產生了巨大的市場影響力，一周之後，美元就對馬克貶值了12%，對日元貶值了8%，到1986年1月，美元貶值了大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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