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四章：民本思想

「這功勞，微臣還擔不起。除了聖上的英明遠見之外，大宋能有今天文武鼎盛的局面，與文彥博、司馬光、蘇軾等忠臣幹將的努力是分不開的。韓琦、富弼做出了那麼多，最後弄成那般下場，聖上不覺慚愧嗎？雖然他們背叛了聖上，但是他們卻是為了大宋江山社稷考慮。聖上！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無論什麼事情，都是一步步走出來。政事堂已經按照聖上的旨意，開發了湖廣和流求，又大力興建作坊，發展了海貿。現在，又按聖上的旨意，遷都上京。聖上所有的謀划都已經達到了，現在應該是穩步鞏固成果、多多囤積糧草，大力興修水利道路。聖上！不要再打仗了！增加一個明珠縣，得到硝石礦，卻增加了糧食的負擔。」王安石這是在指責趙頊對韓琦、富弼不公，指責趙頊過多耗損民力，指責趙頊窮兵黷武了。

「韓琦、富弼有何功勞？他們的功勞就是大肆兼并，放高利貸，阻擾變法嗎？」趙頊不再糾結糧荒的問題，轉而憤怒地說道。

「大肆兼并，放高利貸，阻擾變法，這些事情，聖上詳實地調查過嗎？有何根據？難道田產多，就是兼并得來的嗎？」王安石瞪眼反駁道。

「那先生說他們有功勞，又有什麼根據？」趙頊也不服軟。

「你養了那麼多鐵臂衛，暗影衛，難道就沒看到嗎？」王安石站起大吼道。

見趙頊與王安石似乎要吵起來，包綬急忙站起，拱手說道：「聖上，王相。韓琦、富弼等人阻擾變法說不上，儘管他們也是為了大宋江山社稷考慮，但他們背叛聖上卻是不應該的。聖上剝奪他們的功名官位，也不算過分。他們自殺，也不是聖上的錯。不過，他們為大宋立下的功勞，聖上也不能輕易抹殺。他們田產雖多，但微臣從來沒有聽到過百姓指責他們兼并土地，也不曾聽到過百姓指責他們放高利貸。」

王安石也不想爭吵得太厲害，畢竟是過來勸諫的，不是來吵架的，什麼事情都要講個理字。而趙頊也不想太過觸怒王安石，對於王安石，或許是因為後世的影響，趙頊總有一種天生的信任感。

見王安石和趙頊都坐了下來，端起茶杯喝茶，包綬鬆了一口氣，接著說道：「務農最怕的就是天災，百姓家資弱小，既無法自行興修水利，又無法在遭受天災時自救，還得繳納朝廷的賦稅。無法承擔之下，只能將田產出售給官員地主，求得庇護。自新法施行以來，廢錢令、方田令得到貫徹，百姓能夠得到青苗錢資助，官員地主的土地也得到丈量，查出了大量隱瞞的田產，官員們也得繳納田稅，土地兼并的狀態因而得到好轉，加上湖廣大開荒，現在大宋已經沒有客戶了，客戶得到了土地，都上升為主戶了。然而，百姓始終家資弱小，無法興修水利，無法購買耕牛，經營田產的經驗也是不夠，土地分開經營，人力耗費大，產量卻要低得多。從這點來看，聖上新擬定的均田令，只會讓大宋糧食產量越來越低，百姓越加貧困。」

包綬所說的，趙頊也明白，農業規模化生產的確有助於提高經營效率，增加糧食產量。地主出租土地給佃戶時，也會幹預農業生產，指導協調各家佃戶進行農業種植。規模化，在防止天災方面，的確也有優勢，萬一田地遭災，還可以得到及時的補種改種，不會把土地荒廢了。因為，佃戶其實就是客戶，可以自由流動，為了留住他們，地主的剝削並沒有到讓人活不下去的地步。這樣的農業生產關係，還是比較符合這個時代生產力發展的。這個時代的客戶對比後世的農民工，他們的處境幾乎是一樣的。

「這與韓琦、富弼的功績有什麼關係？」趙頊儘管明白包綬所說的道理，卻覺得包綬這是扯開話題。

「韓琦、富弼，他們的田產就是這麼經營的。凡是投靠他們的客戶，只要努力經營，最後都能積蓄家資，最後購買一份自己的田產。而韓琦、富弼也不會阻擾他們離開。很多百姓受益於他們，也感恩於他們。他們雖有大量的田產，但租金卻非常低，有效地經營不但擴大了他們的田產，也讓投靠他們的客戶百姓富裕了起來，有了能力離開。至於高利貸，雖然有，但都是對那些豪賭的貴族子弟而言，對於普通百姓，收取的利錢卻是非常低。除此之外，韓琦、富弼在邊疆立下的戰功，聖上應該也是知道的。望聖上明鑒！」包綬拱手說道。

「這麼說，均田令不適合推行了？」趙頊沉思了一會兒，開口問道。

「廢錢令規定，朝廷所征賦稅只征交子。普通百姓通過副業就能上繳賦稅，這有利於百姓提高抵禦天災的能力。因為賦稅只征交子，地租也變成了交子，佃戶只需上繳交子做地租就行，不必再上繳地主規定的農產品而遭受地主與商人的聯合剝削。只要聖上限定地租的範圍，令各級衙門統籌水利，廢錢令足於應對大宋存在的貧富差距，均田令沒有推行的必要。」包綬進一步解釋道。

「普通百姓家，能有什麼副業？」趙頊對大宋的農業生產狀態的確了解不夠，聽到這裡，不由得再次問道。

「副業比較多了，飼養家畜，進山捕獵，外出進作坊務工，或是給地主豪族做短工。這些副業所得，比較穩定，不會受天災的影響，所得交子足夠他們繳納賦稅了。方田令規定，納稅不再分戶等，農稅只納田畝稅。只要百姓有求富之心，足夠勤快，富起來不是難事。」包綬見趙頊聽進去了，心裡暢快了許多，進而解釋道。

宋朝，與其它朝代最大的不同，便是民本思想的不同。孟子的地位在宋朝是很高的。趙頊與王安石等人談論的也是百姓的生計問題。歷史上，司馬光反對變法，也是從百姓的生計考慮的，堅持「財不在民，便在官。」大哲學家程顥更是發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聲音。宋朝的士大夫們雖然安逸奢侈了一點，但是大宋養士百年，他們風骨都硬的很，貪污和欺壓百姓的事情少得很。

對比各朝代，宋朝對百姓也是最好的一個朝代。宋仁宗想擴大皇宮，嫌百姓在皇宮外叫賣很吵，為百姓開小攤堵塞御街煩惱，但都因為怕百姓不喜，沒有採取強硬措施，宋仁宗也沒有因為自己想擴建皇宮而強迫百姓拆遷，那些叫賣的小販從來沒有遭到過驅趕。比起後世的城管，宋朝的這些事情簡直不可想象。

宋朝的這種民本思想，即便是後世的中國都沒有達到。為什麼原來要分戶等？為什麼不會驅趕百姓？宋朝與唐朝徵稅方式是不同的，唐朝征的人丁稅，而宋朝徵收的是財產稅。徵收財產稅必然要按財產的多少區分百姓戶籍的等級。

這種徵稅方式一方面是承認了百姓財產的私有權，並且朝廷保護這種私有權；不抑兼并，允許土地買賣，就是保護百姓對私有財產的支配權；另一方面承認了百姓私人相當程度的自由經營權，自產自用不是一種經營權，只有生產了拿出去賣，才是一種經營活動；承認百姓的經營權，是宋朝商業發達的原因，也是商業發達的表現。

放在後世，你開個工廠，你造個房子，你不花錢去向國家購買經營權試試，第二天就拆了你家房子。街頭小販為什麼被城管追得滿街跑，不就是沒有經營權嗎？

分戶等最大的好處，就是沒有財產或者財產夠不上戶等的百姓不用繳納任何賦稅。宋朝為什麼沒有爆發過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原因就在這裡。當然，分戶等也有一定害處，因為財產不僅僅包括田畝，還包括其它方面的經營，一旦經營失敗，戶等下降，但依然要按原來的戶等納稅的話，百姓們就遭殃了。方田令廢除戶等，將田畝作為唯一的納稅財產，十分有利於百姓發展其它副業經營。

北宋底層沒有俸祿的胥吏，常常用戶等，鑽營盤剝百姓，造成百姓要承擔不必要的賦稅，弄得百姓不敢求富。一旦富起來了，戶等上升，那麼如果經營失敗，戶等是很難降下去的。這一度造成百姓家的資本太小，無法抵禦天災。

如果不考慮資本的大小，單看這種經營權的話，北宋百姓們享有完全平等的經營權，這樣一來，事實上在經濟基礎上，北宋已經進化成資本主義了，因為平等的經營權，肯定伴隨著足夠程度的財產保護、人身自由安全的保護和自由交易的原則。這種社會環境，就足夠誕生出原生的工業革命。

人身自由不必說，從北宋的戶籍制度就可以看出來。北宋凡是在一個地方居住兩年以上，就自動獲得當地的戶籍，而且不限制百姓的自由遷徙。不會因為你要去某一個地方而給你辦臨時居住證。宋亡之後，這種制度就沒有再出現過，從元朝開始，再到明清，百姓出個村子都得開證明。後世的共和國，也是如此，你沒有身份證，哪裡都去不了。

歷史上，也只有北宋有詳細而明確的經濟立法，這和英國的《權益法案》幾乎是一樣的。英國的工業革命，就是在以《權益法案》為標記的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又過了四十年，才開始的。當時的英國工業，基本上和北宋一般，仍處於作坊階段，就生產工藝和繁榮程度而言，和北宋差不多。生產工藝，不是生產技術，牛頓的力學絕大部分還是高大上的貴族們的玩物，和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一般，不是下層百姓能了解的。

想到這些，趙頊也覺得自己過於苛刻對待士大夫們了，把士大夫階層想得太壞了，把北宋想得太惡劣了。一直認為後世的制度就一定先進，豈不知還不如宋朝！一直想著用後世的制度改造宋朝，這時才明白，後世那種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所有制相比宋朝的土地制度而言，實在是太落後了。

沒有平等的經營權，北宋也不會產生那麼多影響世界的偉大發明。要知道，中國四大發明，其中三個就誕生在宋朝。沒有自由平等的經營權，怎麼可能有創新？怪不得後世中國那麼缺乏創新！人民的智慧和創造力都被制度限制了，沒有辦法的中國人民只能搞山寨了。後世中國最有創造力的經濟領域只能是山寨，他的創造力讓全世界都膛目結舌。可是其它方面，實在是丟人丟到了奇葩！

沒有平等的經營權，即便趙頊把後世的先進技術都弄過來，像很多小說中的無敵主人公一般發明無極限，蒸汽機說弄出來就弄出來那般，也只會是清朝洋務運動的翻版，最終還是要失敗的。

北宋如果不是被宋太祖那崇文抑武、分化事權的制度所束縛，導致一支強悍的軍隊沒有出色的統帥來指揮，他的武功簡直不可想象。這從民族英雄岳飛一生的沉浮就可以看出來！

「朕擬定的其它幾條新法呢？」趙頊不由得懷疑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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