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3）

宋代的科技、文化與貿易是作者頗感興趣的問題，是作者重點介紹的篇章。他視宋代為中國歷史的「黃金時代」，因為它出現了科技與文化的普遍繁榮，社會財富有較多的積累，社會發展處於世界的領先地位。根據周去非《嶺外代答》、趙汝適《諸番志》記載，直接與中國交往的國家與地區達50多個，有時候宋朝還利用使臣出國之機招徠外國商人來華貿易，宋代「貿易既盛，錢貨遂湧湧外溢。當時宋之銅錢，東自日本西至伊士蘭教國，散布至廣。」在造船方面，作者向讀者提供的材料也是相當可觀的，宋代的船舶可容納600人，比前現代世界其他地方的任何船隻都要大得多，由於指南針的應用，宋代的商船已經結束循岸航行的狀態，克服「梯山重譯」的重重困難，實現了從中國到南洋、印度洋以至非洲東岸的航行，對外貿易佔到稅收的五分之一，墨菲這樣寫道：「到了南宋，海外貿易的規模遠遠超過當時整個歐洲的外貿（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宋朝時期，大型遠洋貨船上使用的各種航海技術已經臻於成熟。……宋、明時期，中國毫無疑問是世界上最大的海軍強國和海洋大國」（第145頁）。《新東亞史》真是別開生面，令人振奮，表現出作者推陳出新的勇氣和凌越前@人的探索精神。由此觀之，該著獨闢蹊徑，發掘枯竭隱深，摒棄了因循沿襲的墨守成說，在史學園地樹起了一面旗幟。

在明清史研究上，《東亞史》以遠見深識傾動人心。它沒有像其他歐美學者那樣，把明清500年歷史看作是停滯與倒退，而是認為明代是中華帝國的新輝煌，在許多方面繼續為世界做出貢獻，「明朝中國發生的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經濟領域商業化進程的突飛猛進」（第169頁），處於社會轉型前夕。作者以一種少有的歷史自覺把握了這種趨勢。確實，明代是中國社會即將轉型的時期，內有鄭和七下西洋，使中國空前地走向世界；外有西方傳教士東來，他們以科技為媒介向中國介紹了西方的科學、宗教與文化，使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受到衝擊。中國的傳統商品絲綢、茶葉、瓷器、書籍和漆器銷售到日本、東南亞以至歐洲，國外市場為購買中國商品而支付的白銀大量湧入中國，加速了國內商業化和貨幣化過程，對西太平洋經濟圈的發展十分有益。墨菲對明代中國社會工農業生產以及大眾生活的描述十分詳細，如文化和貿易蓬勃發展，商業和城市欣欣向榮，城市商人參與並推動精神文化的發展，城市居民有較多的精神生活等等，所有這些對於讀者了解明代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