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觀（3）

我主觀上就這兩人理論上的相同處而把他們聯繫了起來，我又怎樣去理解這兩人理論上的同和異呢?我喜歡把這些曾在社會思潮中出現的理論聯繫到大社會的變動過程中去看它們發生的原因。我想在這裡附帶說一說。

這兩人的思想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產物。經過這次世界大戰，居住在不同地區的人們原有的那種可以關起門來獨自生活，至多只和外界交換一些商品的日子已經一去不復返了。生活上實際已經休戚相關的各地居民由於過去自生自長所形成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卻還很不一致。這些差別阻礙了他們和平共處，產生了威脅到他們生存和發展的一大堆問題。這些問題引起了反應較為敏捷的思想界的種種思考。就是這種世界新形勢使太平洋相隔兩地的學者前後提出了基本相同的對文化的觀點，這些觀點對照過去的時代來看顯現了易見的區別；最突出的是他們的文化整體觀點。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早已和西方接觸，當時對西方文化的權威性態度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是一種文化可以零售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五四運動批判了這種體用分離論，看到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都是體用一致的整體，各有其「體系」。梁先生認為中西文化的區別是體系之區別。他進一步探索區別的關鍵而發現了不同的人生態度，因而推出了《究元決疑論》，發展成有系統的論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

令人深思的是中國在20年代和30年代「五四」反^H小說傳統精神取得了初步勝利后，在文化理論上並沒有出現新的突破。梁先生這種從哲學入手歸結到儒家的復興論，儘管在其本質是屬於全面接受西方文明才能回到儒家的人生態度的迂迴戰略，但是由於表面上被視為為儒家辯護，難於為反傳統思潮所接受而不得不退居冷宮。解放后「一面倒」的政治力量，儘管在文化觀上是「全盤西化」的性質，但西化中又被分出了兩性或兩姓，而把梁先生的理論不求甚解地擺進應加批判之行列。這是梁先生學說未能進一步通過學術上的辯論而得到完善的歷史背景。

世界進入70年代，梁先生的學說被西方研究中國社會歷史的學者從書堆里發掘了出來，針對西方文化的危機而引起了注意，又為許多在國外的華人學者的申引發揮，引出了「新儒學」的誕生。出口轉內銷，梁先生的舊著在80年代又得到重版，梁先生在耄耋之年整理的舊作《人心與人生》也出版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