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後記（3）

《尋路中國》出版之後，讀者們對何偉深邃的觀察能力和高超的敘事技巧給予了充分肯定，也有讀者把這本書的暢銷和火爆部分地歸功於譯者的認真，以及恰如其分的再加工水平。對此，我一方面覺得這是我沾了一點點跟何偉是朋友的光，另一方面也覺得這是廣大讀者朋友對我的抬愛，同時也是對我在《尋路中國》這本書上投入的巨大精力的一種認可。翻譯《尋路中國》的過程中，我查證過很多資料，跟魏子淇通過電話，跟郭眯眯電郵溝通過，訪問過「格雷電氣」的網站，等等。有讀者說，《尋路中國》的人物之一魏子淇應該吃的是「榆錢面」，因而怪我把它譯成了「榆樹面」，顯得不夠嚴謹。實*際上，魏子淇告訴我，他們吃的就是榆樹面，或者更準確地說是「榆皮面」，因為那實際上是把榆樹的樹皮剝下來搗碎，再摻合著玉米面做成粉條，是艱苦年代里難得吃到的美味呢。在《江城》的「白鶴梁」那一章，何偉記述了數段題刻的具體內容。但因為年代久遠，涪陵本地編輯出版的好幾種資料中，那些題刻都顯得模糊難辨。我把電話打到了涪陵白鶴梁水下博物館黃館長的手機上，他一聽我要求證白鶴樑上的題刻，當即問我是哪一段。我說是公元971年，也就是北宋開寶四年那一段，他立馬脫口而出：「據左都押衙謝昌瑜等狀申：大江中心石樑上，□□古記及水際，有所鐫石魚兩枚。古記雲：唐廣德□□春二月次歲甲辰，江水退，石魚出見，下去水四尺。問古老，咸雲：江水退，石魚見，即年豐稔……」我繼而向他求證公元1333年，即元至順癸酉那一段，他同樣十分熟練地背誦道：「涪陵誌，江心石魚出則大稔。予守郡次年始見，率僚友來觀……」同時跟我詳細地解釋了「左都押衙」、「守郡」等是些什麼性質的官銜，其中的專業和敬業不言自明。正是何偉描述到的人物角色們這種耐心、細緻而又極為嚴謹的解釋帶給我一種基本的驅動力，我沒有理由把何偉精細的觀察和雅緻的敘述、以及那些故事主角們鄭重其事的解疑釋惑、還有讀者們的滿心期待加以任何形式的懈怠和輕慢。說到《江城》的寫作過程時，何偉說他本沒有必要寫得那麼快，但他對涪陵的記憶催促著他加快動作，因為他擔心他「對涪陵記憶的即時感很快就要消失殆盡」。何偉這個「江城過客」尚有如此「覺悟」，我這個「江城常住民」自當出於其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