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萊爾筆下的波德萊爾

波德萊爾筆下的波德萊爾1884年，當時還是無名之輩的莫里斯·巴雷斯就《惡之花》這樣寫道：「我說幾句，如果一定要我說的話，我就說這是一本質樸的書，一本向我們開放的書。」為了讓自己的話被聽到，巴雷斯提高了聲調。

質樸？必要的時候是吧。向我們開放？這可不是。多少人不認得波德萊爾而只認得《惡之花》，他們依然在書里發現了一切：誘惑力，誇張，矯揉造作，褻瀆神明……是的，他們發現了一切，但很明顯，惟獨沒有質樸。

質樸*的書，或許吧；但它可以成為一位遍體鱗傷的詩人的懺悔。這位詩人是一個系統的感覺翻譯家，一個感覺主義者；他曾自認

「懷着歡愉和恐懼培育了他的癔病」，這似乎並非在過於自我詆毀；他的懺悔最終表露得如此糾結又如此沉重，但他固有的真誠卻並非總能被人承認。

事實上，《惡之花》只向那些與波德萊爾有着相同趣味的人開放。我以為，莫里斯·薩耶曾幸運地為詩人面對公眾時的情景下過定義，他說道，

「波德萊爾的趣味不但要求某種方式的啟蒙和適應」，而且還必須

「應和於某種需要，跟他的奢華和冒險一樣無法抑制、無法解釋的深層需要」，薩耶又加了一句，

「若是這種需要不存在，那就無從談起了。」就是《惡之花》本身的故事，也證實了這個結論。

波德萊爾的許多同時代人，且往往是那些最有資格去欣賞他的人，對他的性格和他這本書的重要性都似乎特別地不屑。

無論是泰奧菲勒·戈蒂耶，還是聖伯夫，都沒有意識到在這部光芒四射的作品中，法蘭西詩歌剛剛遭逢了歷代詩人中最敏感、最痛苦的詩人。

但願聖伯夫的約瑟夫·德洛姆在回憶中會向波德萊爾的藝術略表同情。

他們大概是提防了《惡之花》的絢爛多彩，而沒有聞到它的撲鼻芳香。

他們二人誰也不是傻子，然而，對於顯然沒他們那麼博學的波德萊爾，卻擺出了一副粗人的臉孔。

他們所有的學識，所有的經驗成果，不過是讓他們顯得遠非幾個年輕人那麼有穿透波德萊爾詩歌的才能。

儘管他們全副武裝，聖伯夫寫了一大堆《星期一》，戈蒂耶也是著作等身，但他們在《惡之花》面前卻顯得如此窘迫，而我們看到，年輕的斯溫伯恩、馬拉美和魏爾倫兩手空空來到波德萊爾的作品面前，內心卻滿載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