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年自然災害

隨著身體狀況的好轉，我的訓練量逐漸的加大了，每天晚上我都是把自己練得精疲力盡才回家。隨著天氣一天天變冷，晚上的時間逐漸變長，老百姓們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尤其到了冬天，就早早的鑽到暖和被窩裡睡覺去了，而我去仍然在野外儘力的鍛煉著。到了冬天後，我又增加了晨練，這麼好的鍛煉的時間，不鍛煉可就對不起這次重生了。

隨著運動量的增大，又出現了一個問題，也就是我的飯量逐漸的變大了，而且晚上鍛煉之後又感覺餓了，只好在睡覺前吃點乾糧，無外乎就是玉米餅、山藥麵餅，到了冬天有山藥了，就是煮山藥了。也幸好一般母親都是在晚上蒸乾糧或煮山藥，我也不至於晚上挨餓，而且母親也知道我晚上要加餐，他在睡覺前把乾糧或者山藥放在煤火台上，並且準備還給我準備了一壺開水，這樣我就不用吃那些涼乾糧了。

在學習上，當然沒問題了，現在不止是幫姐姐，還幫周圍的同學，現在我在老師的眼裡是一個不愛說話、學校優秀、熱愛幫助人的好學生，根本不用管我，該學的時候學，該玩的時候玩，又非常遵守紀律，所以批評其他同學時總是以我為榜樣，讓他們向我學習。把我臊的頭都抬不起來，結果這又成了我謙虛的例子，把其他同學都嫉妒壞了。唉，沒辦法，誰讓我優秀呢！

姐姐卻是十分的自豪，因為我是她弟弟呀！經常在吃飯時講述我的光榮的歷史，父母也都非常高興。有一次母親突然說：「小凡，你現在飯量可是大多了，快趕上你爹吃的了，不止吃飯時吃得多，晚上睡覺前你還得吃點東西，你怎麼這麼能吃呀，這樣的話我們可養不起你了！」

我當然知道母親是逗我呢，只是呵呵的笑了笑，沒說話。父親說：「你懂什麼，吃得多就長的快，肯定能長一個大個子，爭取超過志俊。」

父親說的志俊是我們白姓中最高的，我們一輩，比我大個5、6歲。只不過後來我超過他了。我說：「爹，你別急，我肯定能長一個非常高的大個子的，肯定能超過他。」

父親笑了笑，說：「真要能超過那當然好了，唉，我們這一代人命苦，幹活乾的早，而且還挨餓的比較多。現在雖然吃的還不算太好，但終究是能吃飽呀。像60年，那時餓死的人可真的不少。」

父親講的60年是老輩人常說的「三年自然災害」這一時期，指的是1959年—1961年這三年經濟困難時期，這一時期我國可以說災禍連連：

第一，當時中國的主產量區河南、山東、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龍江等省區的旱災，佔全國成災面積的82.9%，而且各種災害交替出現，對糧食生長影響十分嚴重，本年1—4月，河北、黑龍江出現嚴重春旱，影響300萬公頃農作物，黑龍江受旱達4—5寸深，為歷史罕見。4—5月的霜凍造成華北、黑龍江50多萬公頃農田受災。與此相反從2—6月，南方三次出現洪澇災害，珠江、長江、淮河流域洪水泛濫，造成200多萬公頃農田被淹。3—6月，東部沿海和華北地區又發生風雹災害。進入夏季，旱災、洪澇情況開始對移。1960年，繼1959年大災害后，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又發生了建國后嚴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災害，受災面積達6546萬公頃，成災面積2498萬公頃，受災面積居建國五十年首位。主要災害是北方為主的持續特大旱災和東部沿海省區的嚴重颱風洪水災害。1961年，全國連續第三年發生特大自然災害，受災面積6175萬公頃，僅次於上年，為建國五十年來第二位。而成災面積2883萬公頃，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絕收（減產80%以上為絕收）。成災人口16300萬，也超過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達21800萬，相當於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佔全國人口三分之一以上。1959年—1961年「三年自然災害」，確實是建國五十年來範圍最大、程度最深、持續時間最長的最大自然災害，確實是造成三年經濟困難的一個直接因素。

第二，蘇聯撤離專家，逼換債務。1959年6月，以赫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集團，單方面撕毀了1957年10月簽訂的中蘇兩國國防新技術協定，拒絕向中國提供原子彈樣品和生產原子彈的技術資料。他們的借口是「中國生產核武器會和其他國家生產核武器一樣給西方以借口」。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結束后，蘇共修正主義集團把兩黨關係的惡化，擴大到國家關係上來，對中國施加壓力。

1960年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片面撕毀了專家合同和補充書343個，科技合作項目257個，共計600個合同。並照會中國政府，單方面決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華專家1300餘人，並終止派遣專家900人。雖然中國政府多次挽留，蘇聯一方卻始終堅持。蘇聯專家撤退時，帶走了所有圖紙、計劃和資料，並停止供應中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以魯曉夫為首的蘇聯修正主義集團的背信棄義，使我國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處於停頓或半停頓狀態，給中國的經濟建設造成了重大損失。

與此同時，1960年7月，赫魯曉夫摧逼中國政府還債。斯大林時期，蘇聯政府曾給予中國政府一些貸款。中國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向蘇聯購買的武器，也以貸款形式記賬，共記人民幣58億餘元。其中大量貸款是購買武器的費用。赫魯曉夫妄圖以此卑鄙手段壓誇中國**。當周恩來表示暫時有困難時，蘇聯外貿部副部長竟然指著人民大會堂的大型陳設山石說：你們如果沒有別的東西，這個就很好。為了還債，8月10日，**中央發出《關於全黨大搞對外貿易收購和出口運動的緊急指示》。

赫魯曉夫逼債，對中國的經濟困難，無疑是雪上加霜。中國人民是有骨氣的，寧可勒緊腰袋，忍飢受寒，也要還清債務。當時中國工業處在起步階段，出口主要產品是農副產品，在本來就處於糧食嚴重短缺的情形下，1959年全國糧食徵購量、出口量達到建國以來的最高額，徵購674億公斤，出口41.6億公斤。1960年徵購5I0.5億公斤，出口26.5億公斤，出口量與豐收的1958年相等。1961年，糧食開始調入和進口。。

赫魯曉夫的壓迫，使中國工業和國防事業的發展，陷於嚴重危機。資金短缺，靠從農業中挖潛力獲取支援。廣大科技人員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氣的知識分子，靠黨的領導，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闖出了一條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蘇修集團的壓迫，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奮發圖強。

第三，「左傾」錯誤的貽害。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運動中發生的「左」傾錯誤：其一，大躍進中的浮誇風，使國家對糧食產量的估算和統計失實、失真，因而發生了征過頭糧的錯誤。1958年糧食獲得豐收，但在浮誇風中卻估計嚴重過高。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擴大會議估計並正式公布1958年糧食產量將達到3000—3500億公斤，比1957年增產60—90%。1958年底，有關部門根據各地區彙報，把預計「產量又誇大為4250億公斤。按照這個產量計算，全國平均每人糧食佔有量為650公斤，早已超過需要（《當代中國的糧食工作》第105—第10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1959年8月16日**八屆八中全會公報雖然指出「過去發表的1958年的農業產量的統計偏高」，認為經過核實后的糧食的實際收穫量為2500億公斤，但仍然嚴重高估。實際上，經過後來核實的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低於公布數字，只有2000億公斤。根據嚴重失實估計，當時得出了糧食已經多得吃不完的假象。1958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報》算賬說：一個人「放開肚皮吃飯」一年能吃大約500斤上下。而僅尚未收穫的薯類和晚稻產量，全國人民每人平均可有275公斤，也即全國人民放開肚皮吃一年也吃不完。這種錯誤判斷，埋下了征過頭糧，使農民挨餓，甚至發生餓死人的禍根。其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共產風」，把農民的生活資料和少量的個體生產資料，一律歸公，農民的個體儲備一掃而空。同時窮隊、富隊拉平，出現了一部分人剝奪一部分人的情形，平均主義導致了大家都窮。另外，被認為是**因素的公共食堂，造成了糧食大量浪費和思想上的極大混亂。據國家統計局1960年1月的統計，全國農村先後辦起了39.9萬個公共食堂，參加吃飯的人口有4億，占人民公社總人口的72.6%，其中主要產糧區的河南、湖南、四川等7省市區達90%以上。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口號是「放開肚皮吃飯」。有的食堂三個月吃掉一年的口糧。常年農民一家一灶個體吃飯，瓜菜代、低標準，老、少、年平均200斤糧。吃公共食堂不到3個月便把一年的口糧吃掉了。以河北省為例：省委在1958年9月發出文件，宣布食堂「不限量吃飯」；兩個月後又不得不要求薯糧搭配；再兩個月即1959年1月，全省農村己經普遍出現飢餓：到5月己有55個村255個食堂停炊。「共產風」把農民掏空了，吃光了！農民抵禦災害的能力降為零。（注1）

正是由於以上三點的共同作用，人們根本沒吃的，就吃牲畜，牲畜吃光了，就開始吃草、吃樹皮，草根樹皮吃光了，連棉被裡的棉絮也都被掏出來吃光了，吃的人們通體浮腫。老百姓們無處可逃，因為走到哪裡都一樣，於是便發生了上千萬人被餓死的慘劇發生。不說別的地方，就我們這那幾年也餓死不少人。

注1：有關「三年自然災害」的資料摘自《解放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1959－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