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仙遊記》第三卷64、鄧子恢堅決支持包產到戶

大飢荒把農民逼上絕路，為了求生，他們不顧禁令，紛紛要求「包產到戶」。許多地區的農村基層幹部順應廣大農民要求，冒著風險，搞起了「包產到戶」。河南省不少地方，把土地「借給」農民自己經營度荒。面對嚴重的飢荒，從中央到地方的許多高官也不再看主席的臉色，他們為民謀生，熱情支持「包產到戶」。

1961年春，鄧子恢帶工作組去福建做調查。從福建龍岩回北京的路上，他特地在安徽省合肥作了停留，與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就「責任田」問題作了一番交談。

鄧子恢是在中央廣州會議期間聽說安徽「責任田」的情況的。3年困難時期，安徽、河南人情、地情差不多，但由於政策不同，情況就大不相同。農村工作部去安徽調查的幹部回來后講了這樣一則真實的故事：河南新蔡的農民實在餓得活不下去了，跑到安徽潁上去要飯，河南農民對安徽農民說：「老鄉，我實在餓得不行了，能不能用我的棉襖換你一點糧食吃？」安徽農民說：「這樣，你餓是餓不死了，可你就不怕凍死嗎？」安徽農民給了河南農民十幾斤糧食，把棉襖還給了他。

鄧子恢聽后興奮不已：「這就是政策的原因啊！」

就在鄧子恢認真思考「責任田」問題的同時，中央領導層中主張「責任田」和「包產到戶」的呼聲也日益高漲。主席的秘書田家英在湖南農村調查聽到農民反映「包產到戶」好，回京後向**、陳雲、鄧小平等彙報調查情況時，談了自己對「包產到戶」的看法和主張，得到一致肯定。

鄧子恢於1962年接到安徽宿縣符離集區委書記武念慈的來信，向他談到「責任田」給當地農民帶來的好處。從61年實行「責任田」，當年糧食就增產18%，農民非常歡迎，但到了62年3月，省委突然做出了改正「責任田」做法的決議。武念慈在信中表示非常苦惱，想不通。鄧子恢思索再三，他還是派出農村工作部副部長王觀瀾率領工作組南下安徽。

5月9日，鄧子恢在**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農村問題言說：「有些地區，特別是受災地區和山區分散地區，如果適合搞包產到戶，農民也有搞包產到戶的積極性，就讓他們搞。自留地、飼料地、自由市場等也可以適當放開或擴大。」

鄧子恢說：「我認為，當前在一定範圍之內，擴大小自由沒有危險。過去我們對自資本主義的危險，我看也有點太誇大了。因此，可以適當擴大小自由。」「適當擴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飼料地、借地、借冬閑田等，總不要過總耕地的2o％。主要的生產關係還是集體所有制，加上2o％的小自由，就變資本主義呀？幹部是我們的，國家主要的經濟是我們的，就展資本主義呀？把資本主義看得太厲害了。」

在這次會議上，鄧子恢提出的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深入的展開討論。**及其他主要領導人也沒有明確表示態度。

5月24日，鄧子恢給主席、**、鄧小平等人寫信：《關於當前農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問題的意見》，主張給農民多一點「小自由、小私有」，強調建立生產責任制是今後搞好集體生產、鞏固集體所有制的重要環節。

6月16日，鄧子恢看到了王觀瀾寫的《安徽省當塗縣責任田情況調查》，隨後又收到了符離集區委全體同志《關於「責任田」問題的彙報》，兩份材料針對「責任田」情況均做了詳細彙報，認為責任制把產量與社員的個人利益結合了起來，社員的勞動熱情空前高漲，解決了合作化以來一直存在的社員勞動態度消極、不顧質量的問題，對恢復生產起到極大作用。

為穩妥起見，鄧子恢叫王觀瀾再度到符離集所在縣安徽宿縣調查。兩次調查的結果完全一樣。由於糧食產量增加，農民們紛紛表示：「包產到戶責任田越干越有奔頭，最好一輩子不要再變。」他們一再表示：「一不怕蔣介石，二不怕自然災害，就怕改變責任田。」縣、區、公社三級黨委書記也再三要求：不要給他們戴方向性錯誤的帽子，允許試驗三年，糧食過了關再改。

農民的呼聲和幹部的要求，真如同字字泣血，砸在鄧子恢心上。然而這決不是感情用事可以解決的。1955年距離此時不過才7年時間，前車之鑒記憶猶新。七千人大會上已給曾希聖和「責任田」戴了帽子，在這個時候要提「責任田」問題，風險將有多大可想而知。但面對中國農業如此嚴峻的形勢和農民，如此急切的呼聲，他又不可能無動於衷。思來想去，他無法卸下肩上的責任，他準備再一次為民請命。

鄧子恢立即把安徽的調查報告，連同廣西、湖南等地包產到戶、田間管理的經驗，一併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彙報。**、鄧小平、陳雲、李富春等表示支持，鄧小平甚至公開坦言：「在農民生活困難的地區，可以採取各種辦法。不管黃（白）貓、黑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

此時中南局的陶鑄、王任重對廣西龍勝縣的包產到戶作了調查后，聯名向黨中央寫了報告，認為「在集中統一經營形式下的包產到戶，還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

7月2日，安徽宿縣符離區黨委再次給鄧子恢並**中央寄來材料：《關於「責任田」問題的彙報》，列舉了七條理由證明「責任田」方向是對的，列舉了十個變化說明它確實好。

眼看著這種農民自的生產經營方式得不到承認，還不能合法化，鄧子恢著急了，他要向黨中央、**彙報，把安徽寄來的材料和中央農村工作部的調查材料給他們看。有人勸他：可以暫時緩一緩，等中央尤其是主席的態度明朗后再說。

鄧子恢斬釘截鐵地說：「應該實事求是地向中央陳述意見。**員時時刻刻想到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不怕丟『烏紗帽』」。

1962年7月一天夜裡，他約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正人、廖魯言驅車進中南海，面見主席趁機推薦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他手搖芭蕉扇，滔滔不絕陳述各種理由和數據，不厭其煩地彙報包產到戶的優越性，從深夜到凌晨，整整談了一個通宵。主席起初只聽不說，最後表示：「包產到戶可以小範圍試一試。」

回到萬壽路宿舍大院時，天已經亮了，有人不安地問：「談得怎麼樣？」鄧子恢樂哈哈地說：「同意啦，可以試一試！」這一天，他輕鬆愜意地睡了個好覺。

我國6o年代初期農村的天災**，一度震驚海內外，全國上下議論紛紛，思想混亂。因主席講過農村工作還是要找鄧老，許多中央機關都先後派人到中央農村工作部反映情況，請鄧子恢釋疑解惑。

他不顧身邊工作人員的勸阻，毅然帶病應邀到解放軍總後勤部、政治學院、中央黨校、中央團校、中直機關等單位做報告，他客觀分析農村形勢，實事求是承認困難和問題，但又指出有前途、有出路。他高度讚揚和支持安徽的包產到戶責任田，認為它給解決農村的暫時困難帶來了希望。

一些好心人都勸鄧子恢對農村形勢和包產到戶少說為佳，等主席明確公開表態后再講也不遲。

然而，鄧子恢卻坦然表示：「怕什麼！不能為了保烏紗帽不顧農民的死活！」

7月上旬，中央決定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著重研究農村工作的大政方針。他感到事關億萬農民的前途和命運，機會難得，決心起早貪黑，以爭朝夕的姿態為會議準備有關資料。

7月17日，他再次進中南海見主席，依然彙報安徽的農村情況，繼續保薦包產到戶責任田。主席照舊一聲不吭，耐心聽著，始終不表態。直到鄧老起身欲走時才表示：「把你們的報告和符離集區委同志的彙報送來，我要看看。」

第二天，他把主席要的材料送走後，又不顧周圍同志的勸告，繼續組織人員準備有關包產到戶的材料，大有「不到黃河心不死」的決心。

8月初，各省市的主要負責人先後從四面八方趕到北戴河，大家聚集在一起，竟無意欣賞海濱的秀麗風光，反倒七嘴八舌大談包產到戶，包產到戶頓時成為談論焦點。鄧子恢目睹人們熱情如此高漲，深感包產到戶是人心所向，精神為之振奮。他顧不上休息，立即興沖沖跑到主席住處面談。他想給老領導多提供一些各地的實情，勸其支持推行包產到戶。

然而，主席反對包產到戶的主意已定。

鄧子恢完全沒有料到，「包產到戶」引了一場政治大風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