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公僕和人心

宣傳部長羅子貴突然去世了，享年四十一歲。

提起這羅子貴，松山人對他確實是十分熟悉的。這不僅僅是從電視的松山新聞中經常看到那熟悉的面孔，而且在松山市的大街、小巷、山村、院落里，也時不時地能見到他的壯實身影。很多松山人都知道他一不會喝酒，二不會打麻將，三不回去洗腳房，最大的愛好就是在下面轉，到街道里弄、農家院壩里轉，哪裡有老人和孩子，他都愛去湊個熱鬧，和他們聊天、吹吹牛，老人們叫擺個龍門陣，無論年老的年少的，都跟他合得來，談得攏，這叫做老少和三班。有人為他統計過，他在松山擔任宣傳部副部長五年、部長三年共八年中，其中有五年都呆在基層。

松山的幹部們記得，羅子貴常說，如何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僕，首先要始終牢記自己的公僕身份，正確對待手中的權力。用權為公，還是以權謀私，是衡量「公僕」優劣的重要依據。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服務；把權力用來謀私，無論是為個人，還是為小團體，都是**行為，都與黨的根本宗旨相違背。忘掉自己公僕身份的人終會走向岐途。自覺抵制剝削階級腐朽思想的侵蝕。「木先配而後蟲生」。每一名人民公僕都要努力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人，做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要有高尚的情操，淡泊明志，夙夜在公。慎獨謹嚴，一塵不染，構築堅固的抵禦堤防，謹防螻蟻之穴；要牢記防微杜漸，不因惡小而為之。吃喝玩樂使人消沉，酒色財氣使人墮落，這是不少落水之人的前秦曲。「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正其身。」我們既要學習英雄模範人物的革命精神，嚴於律已，又要從那此身敗名裂者身上吸取教訓，警惕重蹈覆撤。要自覺接受黨和人民的監督。監督是防止**的有力客觀條件。認為自己的權力可以不受任何限制，是一種**的封建特權思想，不受監督權力必將導致**，好的幹部如果沒有經常性的監督約束也可能變壞。一些人走入邪道，就是在榮譽和權力面前，自我惡性膨脹，忘乎所以，把群眾和組織的監督置之度外，肆無忌憚，胡作非為，倒頭來沒有不身敗名裂的。因此，每一名幹部都應自覺地把自己置於黨和人民的監督之下，消除特權思想，擺正個人與組織，「公僕」與「主人」的位置，這樣就能做到少犯或不犯錯誤。

在一次宣傳工作會上羅子貴講，公僕就是公眾的僕人，比喻替公眾服務的人。新中國人民公僕的榜樣如周總理、焦裕祿、孔繁森，「公僕」二字基本含義是指政府的官員等為祖國、為人民獻出自己一生的人。提到人民公僕這個詞，我們的腦海中馬上浮現出任長霞、焦裕祿、孔繁森這幾位優秀**員的光輝形象，他們為人民群眾奉獻出自己的一切，在平凡的工作崗位干出不平凡的業績，他們始終牢記黨的宗旨——為人民服務，全心全意的為人民群眾排優解難，雖然他們已經永遠的離開了我們，但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他們，他們永遠會活在百姓心中。

羅子貴作為市委常委、宣傳部長，掌管著松山市的宣傳輿論大權，分管的實權部門也很多，比如教育、衛生、廣電、文化、科技，所以手中掌握的資源是很有分量的。可是他從不以權謀私，而是想著並實踐著合理調配資源，為最底層的人民群眾排憂解難。有人說他就是一個仁者。

在全市宣傳工作會議上，羅子貴對「仁者」做了見解獨到的詮釋，他說，「仁者」究竟設什麼意思？仁者是充滿慈愛之心，滿懷愛意的人；仁者是具有大智慧，人格魅力，善良的人。

仁作為孔子的最高思想的表現，他對於統治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孔子有很高的理想，但是現實卻遠遠沒有實現他理想所能提供的環境。他一生都在推銷自己的思想，儘管他自己一生很委屈，但是後人在實踐中廣大了他的學說。統治者要愛惜子民，子民要遵從統治，他們之間的聯繫就是禮教，克已復禮為之仁，若禮興，則天下大治，君民則相親相敬，這樣的天下才永固，這樣才叫作仁者天下。所謂仁，也有大愛無強的感覺，像小恩小惠，是配不上仁的。後來孟子曰義，則是普通人與人之間的標準了，但這並不是說孟子是關注普通人，其實他對統治的誡告比起孔子來說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有人認為，人們如果能夠在家中對父母盡孝，對兄長順服，那麼他在外就可以對國家盡忠，忠是以孝弟為前提，孝弟以忠為目的。儒家認為，在家中實行了孝弟，統治者內部就不會發生「犯上作亂」的事情；再把孝弟推廣到勞動民眾中去，民眾也會絕對服從，而不會起來造反，這樣就可以維護國家和社會的安定。

這裡所提的孝悌是仁的根本，對於讀者理解孔子以仁為核心的哲學、倫理思想非常重要。在春秋時代，周天子實行嫡長子繼承製，其餘庶子則分封為諸侯，諸侯以下也是如此。整個社會從天子、諸侯到大夫這樣一種政治結構，其基礎是封建的宗法血緣關係，而孝、悌說正反映了當時宗法制社會的道德要求。

孝悌與社會的安定有直接關係。對父母不孝、經常和兄長鬧彆扭的人，肯定不會尊重他人，不會對群眾有愛心，也就當不了仁者，當不了人民的公僕。孔子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的全部思想主張都是由此出發的，他從為人孝悌就不會發生犯上作亂之事這點上，說明孝悌即為仁的根本這個道理。自春秋戰國以後的歷代封建統治者和文人，都繼承了孔子的孝悌說，主張「以孝治天下」，漢代即是一個顯例。他們把道德教化作為實行封建統治的重要手段，把老百姓禁錮在綱常名教、倫理道德的桎梏之中，對民眾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產生了極大影響，也對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產生深刻影響。孝悌說是為封建統治和宗法家族制度服務的，對此應有清醒的認識和分析判別，拋棄封建毒素，繼承其合理的內容，充分發揮道德在社會安定方面所應有的作用。

「所以，」羅子貴說：「我們領導幹部就是要做一個仁者，人民公僕是人民群眾心目中的仁者。」

在推進城鄉一體化建設中，羅子貴負責宣傳輿論工作，可是他並沒有成天泡在開會或電視裡面，而是一猛子扎到底，直接到邊遠鄉村調查研究，與最窮困最需要幫助的村民們打成一片，和他們一起研究脫貧致富、解決問題的辦法。憑著他那過硬的文字功夫，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效率，把底層的真實情況、發展不平衡的現狀，寫成有血有肉的文章，通過「情況反映」或「工作簡報」反映到各級各部門的領導面前。和村民們打交道的時間長了，幫助困難群眾解決了不少的實際問題，久而久之，就和這些純樸的老百姓們建立起了純潔而深厚的感情。特別是那些上了年紀的老大爺老大娘，覺得這個後生很實在，說話做事很踏實，都把他當成自己家裡人一樣，格外喜歡和他一起聊天、沖殼子、吹龍門陣，他們和他在一起一點不感到拘束，就好像返家的兒子和老爸老媽嘮家常一樣隨便，非常親切，不知不覺中把心窩兒的話全掏出來了。

高峰鄉扁桶峽村的尤友貴老漢是上過電視的特困戶之一，如今他逢人就說，我活了這麼大歲數，見過不少大大小小的幹部，沒有一個是象羅部長那樣沒得架子的。上次到我家裡來，本來他自己帶了速食麵的，可他硬要把速食麵讓我老伴吃，自己卻要和我一起吃蒸紅苕，吃完以後還去給我們背了一桶水回來，晚上睡覺，我們把鋪讓給他睡，他堅決不肯，一定要睡在豬圈樓上，豬圈樓上那蚊子咬啊，臭氣熏啦，好難受哦，他偏說你們能睡我就能睡，還說什麼要體驗生活。那次回去以後他就在領導那裡為我們爭取了一萬元補助，我們這才從山上搬到公路邊上來住，你看，我這房子是新修的，除了砂子是親戚朋友給我弄回來的以外，水泥、空心磚、預製板、門窗、鋼條都是羅部長帶領扶貧辦肖主任、交通局萬局長他們給拉來的。供電局王局長帶了四五個人來給我安電燈，裝粉粹機，我留他們吃飯，他說這是羅部長叫他們來幫忙做好事，不在你這裡吃飯麻煩你老人家了，提著工具箱，連水都沒喝一口就走了。這啥子都給你搞得好好的，桌椅板凳、箱箱櫃櫃、電視機、洗衣機、洗澡桶，都是人家羅部長找人捐助給我的。現在而今眼目下，我家裡哪樣都不缺，我還有啥子說的喲？現在這小日子多好過嘛！啥子都有，啥子都不愁。但是話說回來，如果不是羅部長，我們現在肯定還是住在扁桶峽那破土牆房子里的，沒想到我老兩口子七十多歲了還有後福，撈了個老來富，這福全托羅部長啊！全托黨和政府啊！

趙小虎一家也從八里峽鄉黃粱坑村搬到街上來了。當初，羅子貴在他家裡住了一個多月，白天和小虎一起下地，晚上和小虎睡在一張床上，為小虎擺脫困境出謀劃策。他還請來扶貧辦肖主任，通過肖主任讓小虎在新農村建設項目中承包了一段保坎工程，掙了一萬多元。羅子貴又從移民搬遷辦公室給小虎爭取到兩萬元搬遷補助費，在市殘疾人聯合會為小虎的哥哥辦了個一級殘廢證書，在鄉政府做了個低保戶證明，每月合計可在鄉政府領取困難補助二百五十元。由於羅子貴和肖主任的支持，在左鄰右舍和親朋好友的幫助下，小虎心一橫就搬到鄉鎮街道上來了。搬家后，羅子貴又和肖主任商量，為小虎在附近標美路工地上找了一份工作，生活有了著落，離家又近，不愁照顧不了年老的父母和智障的哥哥。小虎感恩不盡，和智障哥哥趙大虎在羅子貴面前長跪不起。

這樣一個好乾部、好領導、好人，卻在年富力強的時候，突然間累到了，英年早逝。當松山電視台松山新聞播送這則消息時，很多老百姓接受不了這個事實，特別是那些上了年紀的老大爺老大娘們，淚流滿面，互相發問：「搞錯了沒有哦？」「這麼好一個人，怎麼說死就死了呢？」「肯定是電視台搞錯毬了！真他媽的亂毬播！」

不管老大爺老大娘們信不信，說歸說，罵歸罵，我們的羅子貴確實去世了，當西都醫院檢查出他得了肝癌時，已經到了晚期，何偉力代表組織和家屬要求醫院全力搶救，盡最大的努力挽救他的生命，但終歸無力回天，結果也只維持了十多天的生命。

他太累了，需要好好地休息了。

不過，他確實走得太早了，也走的太快了，還沒來得及和松山的老少爺們說一聲再見，就匆匆的走了。他還很年輕，還有很多老大爺老大娘等著他去嘮家常，還有很多窮孩子等著他去送他們上學，還有很多困難戶、殘疾人等著他去幫助······。

何偉力、劉明遠和市裡的其他領導同志、機關幹部們同樣為失去這樣一年富力強的同志悲痛不已。他們紛紛和自發的大爺大娘們、大哥大姐們、弟弟妹妹們一道去殯儀館瞻仰遺體，向老羅鞠躬致敬，表達哀思。何偉力親自擔任羅子貴治喪委員會主任。

民意不能逆。羅子貴去世的第一天，自發去悼念的老百姓大約有兩三百人，沒有引起有關方面的注意，第二天來的人越來越多，整個殯儀館里裡外外全是胸佩白花，臂戴黑紗的人群，有的淚流滿面，有的低聲抽泣，更多的人是默默地站在那裡久久不願離去。

何偉力召集治喪委員會全體成員開會，針對悼念民眾越來越多，如何去順應民意的問題，徵求大家意見，提出妥善解決的辦法。

劉明言，他說，「人民群眾自發地悼念一個領導同志，其規模之大和場景之感人，在松山有史以來是第一次，這說明了一個問題，說明了在老百姓心中所需要的、擁護的幹部，就是羅子貴這樣的，沒有官架子、和人民群眾攪在一起，為底層群眾辦實事的人。根據目前這種情況，原定第三天也就是明天上午舉行追悼會後進行火花，我建議，為了讓更多的人寄託哀思、表達他們的心愿，如果羅子貴同志的家屬同意的話，把追悼會推遲一天，改在後天上午舉行，原定的由組織部負責同志致悼詞，改為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甄德賢主持追悼會，市委書記、羅子貴同志治喪委員會主任何偉力同志親自致悼詞。」

「我同意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羅子貴同志治喪委員會副主任劉明遠同志的提議，由市委書記何偉力同志親自致悼詞的本身，就是對人民群眾擁護的好乾部羅子貴同志兢兢業業為黨工作，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這一生的肯定，體現了黨委、政府永遠站在人民群眾一邊，和人民群眾在一起，和人民群眾心連心。」組織部長甄德賢一連說了三個人民群眾之後，繼續說道，「我還建議，宣傳部門的同志要根據實際情況，開動一切宣傳工具，調動一切宣傳力量，最大限度地收集好第一手資料，既要做好及時報道，又要為今後宣傳羅子貴同志事迹做好準備。」

劉明遠和甄德賢發言后，其他幾個委員都表態贊成。

何偉力問還有沒有新的意見，眾人都說沒有了。他習慣地抬腕看了看錶，心情十分沉重地說：「羅子貴同志突然離我們而去，大家都沒有思想準備，特別是我，作為主要負責同志，過去對他關心不夠，非常遺憾，加上他本人只顧工作去了，沒有關心自己的身體，知道患上肝癌后，已經是晚期了，雖然經醫務人員全力搶救。終歸回天乏力，他就這樣說走就走了，走的實在是太突然了。我想再次啰嗦一句：斯人已去，我們活著的人該怎麼辦？

首先，集中精力搞好羅子貴同志的悼念活動，即因勢利導，和人民群眾一起搞好遺體告別、開好追悼會、做好火化安葬等，妥善地處理好後事。

其次，宣傳部門、各大媒體，要優先報道羅子貴同志悼念追思活動，讓老百姓滿意。

第三，組織部門要研究在全市範圍內組織全體黨員、幹部開展學習羅子貴同志的活動，召開羅子貴同志先進事迹報告會，到鄉鎮、村社宣講羅子貴同志作為一名優秀的宣傳幹部，理論聯繫實際，密切聯繫群眾的作風和不為名、不為利，與人民群眾心連心，為基層群眾辦好事、辦實事的先進事迹。

第四，宣傳部牽頭，組織有創作經驗和寫作能力的專業人員，把羅子貴同志的事迹和松山老百姓的情思寫進書籍，搬上熒屏、銀幕。」

按照何偉力的安排，處理羅子貴同志的後事有條不紊地進行。

悼念活動的第三天，前來參加悼念的民眾絡繹不絕，從早上八點到晚上九點，整個殯儀館的悼念大廳擠得滿滿的，人們來了又去去了又來，從未斷過。高峰鄉扁桶峽村的尤友貴老漢牽著老伴周世清，八里峽鄉黃粱坑村趙小虎背著他那智障的哥哥趙大虎，站在羅子貴的靈前泣不成聲，鞠了一躬又一躬，格外引人矚目。

追悼會如期舉行。殯儀館大廳、過道、廣場上到處都是手拿白花的群眾，前來維持秩序的交警、民警也都面帶悲容，整齊地站在悼念人群的後面。

追悼會主持人、松山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羅子貴同志治喪委員會成員甄德賢宣布默哀三分鐘，那些專程從邊遠山區趕來的老大爺、老奶奶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個個老淚縱橫，嚎啕大哭，大放悲聲。何偉力和劉明遠好像受到他們的感染，淚水像斷線的珍珠滴滴答答掉落在悼念大廳那堅硬的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