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五四」的力量（2）（2）

1943年春，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在昆明售，書中內容給聞一多以強烈的刺激。蔣介石在這本書中，公開宣揚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主義。他不僅反對**，連自由主義也不能容忍，認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機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隱患」。他認為鴉片戰爭以後，中國人「在不知不覺之中做了外國文化的奴隸了」。尤其是「五四以後，自由主義與**的思想，流行國內……其流風之所至，一般人以為西洋的一切都是的，而中國的一切都不是的」。「自由主義與**之爭，則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的對立。這些學說和政爭，不僅不切於中國的國計民生，違反了中國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要為中國而用的立場。」他認為西方歷史上有皇權**，反而中國則相反，不僅歷史上從無皇權**，反而是人民的自由太大，所以「無論在戰時或在戰後，一片散沙一樣的『個人自由』是不能存在的」，所以要大力弘揚八德、四維等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今後立國的基礎。

一向信仰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自由的聞一多，實在無法接受這些觀點。他這樣寫道：「《中國之命運》一書的出版，在我一個人是一個很重要的關鍵。我簡直被那裡面的義和團精神嚇一跳，我們的英明的領袖原來是這樣想法的嗎？五四給我的影響太深，《中國之命運》公開向五四挑戰，我是無論如何受不了的。」（《八年的回憶與感想》，《聯大八年》，第4頁）這時，他急切地閱讀各種左傾書籍，對**由反感而同，由同而支持。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聞一多的轉變是迅猛而徹底的。為了維護「五四精神」，爭自由、爭*，聞一多於1944年夏在羅隆基、吳晗的介紹下秘密加入民盟，並表示將來一定請求加入**。最後，他為之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種種因緣使胡適、聞一多二人最終的政治選擇完全不同，但他們對「五四精神」，對新文化運動的基本觀點、理念、感的堅守和維護相當一致，確實耐人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