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五四」的力量（2）（1）

但1931年「九一八」事變及第二年的「一·二八」事變，使胡適與許多知識分子認為亡國之禍已迫在眉睫，中國迫切需要團結，需要政府的權威。他們對國民黨的政治態度生了變化，從「體制外」的尖銳批評者漸漸變為「體制內」的溫和批評者和「建」者，以國民黨的「諍友」自居，政治立場開始有變，但胡適對國民黨仍時有批評，對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仍無變化。1935年5月，他又寫了《個人自由與社會進步——再談五四運動》一文，強調「五四精神」。他凄然感嘆：「這年頭是『五四運動』最不時髦的年頭」，因為「五四運動的意義是思想解放，思想解放使得個人解放，個人解放產出的政治哲學是所謂個人主義的政治哲學」。此時國難當頭，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個性解放、個人主義受到批判和抵制。胡適認為，新文化運動提倡的是「健全的個人主義」，而「健全的個人主義」有兩個基本點：第一是充分展個人的才能，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他從社會進步、革命成功的角度為新文化運動辯護：「思想的轉變是在思想自由論自由的條件之下個人不斷努力的產兒。個人沒有自由，思想又何從轉變，社會又何從進步，革命又何從成功呢？」但在現代中國，這種政治哲學的確是勢單力薄，難成「氣候」。1937年抗日戰爭爆，胡適感到自己對國家更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於1938年秋出任駐美大使，儘力促美對日作戰。就這樣，他雖然一直未加入國民黨，而且對國民黨深懷不滿，但與國民黨的關係一步步加深。直到晚年，居住在台灣的他雖然對新文化運動受到「五四」的「政治干擾」頗有微詞，但對新文化運動依然讚賞有加；並因堅持*自由理念、反對蔣介石不尊重「約法」一而再地連任「總統」而與國民黨當局又起激烈衝突，國民黨起了對他的批判運動；曾在眾人之前反駁蔣介石認為忠信悌孝、禮義廉恥是中國特有的道德，強調「這不是中國文化所獨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倫理學說，都是人類共同有的」，令蔣大為惱火；在逝世前不久作的《科學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演講中仍堅持「五四」時的觀點，反對「東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說法，強調西方近代之科學新文明「乃是人類真正偉大的精神的成就，是我們必須學習去愛好，去尊敬的」，在台灣又引起了對他的新一輪批判，以及直到他身後都未停止的「中西文明」論戰……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老師輩」，聞一多是受其浸淫的「學生輩」，但對新文化理念的堅守同樣堅決。

眾所周知，「拍案而起」的聞一多先生於1946年7月15日倒在了國民黨特務的槍口下。但就在幾年前，他還是國民黨的支持者，對**抱敵視態度。由親蔣*突轉為擁共反蔣，變化如此之大，自有種種複雜的社會和個人原因，但國民黨對「五四精神」、對新文化運動的否定，是促使他政治思想生轉變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在清華和外國留學讀書時，深受國家主義、漸進改良思想影響的聞一多對無政府主義、**等激進思想十分反感，認為它們是只破壞不建設。西安事變爆時，清華大學的教授幾乎一致反對、譴責張學良，聞一多的態度更為鮮明。他與朱自清、馮友蘭、張奚若、吳有訓、陳岱孫、蕭公權等被推舉為起草電報與宣的七人委員會成員。在《清華大學教授會為張學良叛變事宣》中，他們憤怒地譴責張學良說：「同人等認為張學良此次之叛變，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國之實禍，破壞統一，罪惡昭著，凡我國人應共棄之，除電請國民政府迅予*外，尚望全國人士一致主張，國家幸甚。」（《清華大學校刊》第799號，1936年12月16日）平日在課堂上從不提課外話的聞一多此時也拋開講義，怒氣沖沖地說：「真是胡鬧，國家的元也可以武裝劫持！一個帶兵的軍人，也可以稱兵叛亂！這還成何國家？」「國家絕不容許你們破壞，領袖絕不許你們妄加傷害！」直到40年代初，聞一多仍與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對國民黨雖有種種不滿，但基本立場還是站在國民黨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