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學有術」張之洞（3）（1）

1898年4月，變法維新已呼之欲出，新舊矛盾鬥爭更加激烈。***這時，張之洞表了影響極大的《勸學篇》。他說自己寫此書的目的是想「會通中西，權衡新舊」。此書詳細論述了「中體西用」的洋務理論，對頑固派和維新派都有批評，但此時維新派風頭正健，此書的主要所指則是「暗攻康、梁」，反對變革政治制度，反對民權理論。

這樣，從實踐到理論，張之洞都明確與維新派劃清界限、保持距離。

《勸學篇》表后，光緒皇帝因其「權衡新舊」、反對守舊而諭令將其頒行全國，稱讚此書「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守舊派則因其批駁康、梁而視為守舊、維護名教之論，並將其大量摘錄於攻擊康、梁的《翼教叢編》中。由於維新派大都是地位不高的讀書人，並無政治威望，無論怎樣，張之洞仍是重臣中少有的以「新」著稱者，所以光緒皇帝頗想讓他來京主持維新大業。保守派知道皇上要維新，所以也希望由張來主導維新，而不是康、梁主導。因此，保守派重要代表人物徐桐在1898年4月保奏調張入京，經慈禧同意，光緒帝立即電召其入京。得此諭電時，張之洞正在病中，但立即復奏說：「謹當迅速料理，擬於二三日內起程，無論病癒與否，亦必力疾起程，不敢稽延。」他於5月初乘船東下，準備經上海北上。事有不巧，當他5月15日到達上海后，卻接到要他回鄂處理沙市教案的諭旨。原來湖北沙市突民眾反教運動，民眾還燒毀日本領事所，一場中外糾紛和大規模民變一觸即。清廷意識到「長江一帶呼吸相連，上游形最為吃緊」，自然不敢掉以輕心，忙要督鄂多年、威望甚重的張之洞打道回府，平息此事。5月27日，張之洞返回武昌。

歷史總是充滿了偶然因素，此時距「百日維新」已不到一月，如果沙市教案晚一月，由重臣張之洞赴京主持「變法」大局，以後的歷史或將改寫。

為自保不擇手段

雖然回到湖北，但此時朝內的維新之事已緊鑼密鼓地進行，如此政治大變動，張之洞自然密切關注，暗中活動。「百日維新」開始，光緒任命的參與新政的譚嗣同、林旭、劉光第、楊銳這「軍機四卿」中，劉光第、楊銳均與張關係密切。劉、楊均為張之洞托陳寶箴出面向光緒舉薦。尤其是楊銳，為張的「第一親厚之弟子」，且長期為其幕僚。張的兒子也在北京，但凡有重要事，張都托楊辦而不託其子。朝中事無論巨細，楊銳自然也向張詳細稟報，實際上是張的坐探。當維新運動達到**，康有為得勢時，他曾密電楊銳，自己與康素來不和，要楊警惕康，「意甚險惡，凡敝處議論舉動，務望秘之，不可告康」。9月中旬，慈禧堅決反對光緒皇帝變法的態度已明，光緒地位岌岌可危，光緒正是通過賜密詔給楊銳向維新派透露這一消息的：「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能保。」

在這稍有不慎就會家破人亡的關鍵時刻，張之洞的兒子、侄子、侄女婿，門生黃紹箕、心腹幕僚錢恂及湖北按察使瞿廷韶全被他派往北京，觸角伸向各方，四處打探消息，與各種人物聯絡。深知宦海風波險惡的張之洞明白，如此關鍵時刻，任何信息都不能遺漏，稍有疏忽，就有可能釀成大禍。就在慈禧動政變前夕，張之洞得知有人向朝廷奏請要他進京「入樞」主政的消息，急忙電告錢恂：「如擬召不才入京，務望力阻之，才具不勝，性不宜，精神不支，萬萬不可。」他知道，此時進京將直接捲入慈禧與光緒的尖銳衝突中，無疑是往火坑裡跳。此時的「萬萬不可」與幾個月前「無論病癒與否，亦必力疾起程」恰成鮮明對照。在某種程度上，政治就是把握時機的藝術。政變生后，他指示屬下與榮祿、袁世凱等慈禧寵臣加緊聯絡。政變剛剛生的第二天，清廷尚未點名抓捕梁啟超時，張之洞就致電有關者說「梁乃康死黨，為害尤烈」。他一方面表明自己忠於慈禧的態度，一方面又急電有關人士，想營救心腹楊銳。他辯護說，楊「端正謹飭，素惡康學，確非康黨，平日議論，痛詆康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捕，實系無辜受累」。為楊辯，其實也是為己辯。但在營救楊的同時，張又致電慈禧太后，要求嚴懲維*人，嚴懲包括楊銳在內的「六君子」，以此洗脫自己。對楊銳的死，張之洞內心其實異常悲痛，所以1902年當他再署兩江總督來到南京時，又到曾與楊把酒暢談古今詩文、經史百家的地方，捐資修樓，名為「豁蒙樓」。世人都以為「豁蒙樓」命名出於杜詩，而不知其實是張感慨舊事，為楊銳而建。只有少數人才知道，楊銳曾在張面前將杜甫長詩《八哀》背誦無遺，並反覆吟誦其中《贈秘書監江夏李公邕》的最後四句：「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張之洞當時大為感動，印象深刻，故修此樓以懷念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