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第一章 性的中西對比（3）

我把西方與中國在性問題上的差異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先，有對錯界定與無對錯界定的差異。在西方，某種方式的性行為會被定義為正確或錯誤，例如，異性戀正確，同性戀錯誤（違反自然的犯罪）；**交正確，口淫錯誤；能導致生育的正確，不能導致生育的錯誤（如**）；等等。中國人關注的不是正確與錯誤的界定，而把關注的重心放在節制**上，講究中庸之道，講究慎獨，講究過猶不及，講究存天理滅人慾。西方歷史上有人曾因同性戀活動被判死刑，中國人在清末卻以狎玩相公為尋常享受。在西方，不少的人對某類性行為或對**、性快感本身懷有罪惡感；而在中國則應當對荒淫無度懷有羞恥感，而不是犯罪感。

第二，有焦慮感與無焦慮感的差異。福柯講得最多的是宗教懺悔儀式中要求人們坦白一切與性有關的思想、行為、罪惡這一歷史事實。人們由此對性問題產生了大量的焦慮。中國的形明顯不同：沒有什麼普遍信奉的宗教，幾乎可以說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基督教為西方人在性方面製造的焦慮感，在中國人這裡很陌生，因此可以說中國人在性的問題上相當的純樸混沌，沒有太多因負罪感引起的焦慮感。

第三，有激烈反抗與無激烈反抗的差異。西方人由於在性問題上過於焦慮，就有激烈反抗，正如福柯所說：哪裡有權力，哪裡就有阻力。（福柯，第93頁）中國人由於沒有焦慮，也就沒有反抗。西方人的反抗表現為走極端——越是感到焦慮的事，越要去說，去研究，去表現，所以西方有那麼多關於性的研究、治療；有那麼多文學、藝術、影視傳媒在表現這個主題。在中國，性這一主題的表現相對要少得多。

第四，有權利感與無權利感的差異。西方人以為自己的性權利被壓抑、被剝奪了很長時間（這種想法不一定對，正如福柯分析的），所以在性問題上帶有造反者和反抗者的狂熱感、正義感和權利感，搞起色品、賣淫、同性戀和各種變態性活動來顯得氣壯如牛，好像在搞革命（確實也有人管這叫性革命），好像在奪回被人搶去的權利。中國人在性上沒有被剝奪感，所以也不會有反抗的熱和正義感，更沒有權利感。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性的**是個小小不的**，不登大雅之堂。西方人在開放淫穢色品市場、賣淫合法化、同性戀合法化問題上爭論得如火如荼，風起雲湧；中國人對此卻像在聽天書，暗地裡覺得奇怪：這種問題有什麼討論的餘地，連想一想都不好意思。

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曾說：自亞當和夏娃以來，性衝動就一直是絕大多數煩惱的根源。（轉引自韋克斯，第146頁）古希臘人以飲、食、色為人的三大**，三種快感；中國人則有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說。看來這種概括是跨文化的。中國人並非真修鍊到了對性漠不關心的境界。將西方的禁制與中國的忽視相比，我們不知道該選擇哪一個，就像一個面臨死亡的嬰孩不知道是被溺斃更好，還是被丟棄更好。總之，性在中國的處境就像一個被丟棄的嬰孩，在那裡自生自滅，心中暗暗納悶：我為什麼這麼不受寵愛？

從人本主義的角度，人類的性與愛不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為，而且是很崇高的；不僅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且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性與愛同人的自我有著極其重大的關係。如果一個社會、一種文化重視人的自我，它就會重視性與愛；如果一個社會或一種文化輕視人的自我，它就會輕視性與愛。人們常常以為，政治事變、經濟展這類事才是重要的，個人的**、快樂與行為方式根本無足輕重。這種想法在中國尤其盛行，因為個人在我們的文化中從來都是一個被忽視的價值。在布羅代爾三個時段的劃分中，中國人自然而然地以為短時段現象（政治事變）是最值得重視的；中時段現象（某種展趨勢）次之；長時段現象（生活方式）是最不值得重視的。而在我看來，布羅代爾對長時段事實的關注卻不僅具有歷史研究方法論的意義，而且具有對人的關注的意義。歸根結底，政治的鬥爭和經濟的展只是工具，人的幸福與快樂才是目的。我們為什麼如此喧賓奪主，為什麼常常把手段當成了目的而令目的受到冷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