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詩人的感覺誤區（3）

年輕時，他也曾「好臧否人物」，但後來，經他叔叔的勸告，「論自此哀止」（《宋書·謝瞻傳》），就用自己的大量詩歌來證明他的存在了。只有作品才是最有說服力的東西，光在那裡不斷地表宣，要大家奉之為圭臬，可又拿不出一定數量，和一定質量的作品來佐證自己的文學見解。這些人的癟三相，真有些似魏晉人的空談，大概耍嘴皮子，是中國人千百年來不曾滅絕的惡習。如今那些充斥在報章上的，只有他革命，而別人不革命，或反革命，或乾脆不準別人革命的種種文學惡少的論，一派扯淡之聲，也確是讓人搖頭。遺憾的是，魏晉人空談的時候，至少還有清雅飄逸，洒脫不俗的器識和風度，可在這些惡少身上，卻是絲毫找不到的。

謝靈運的詩曾被《詩品》譽之：「為元嘉之雄」，一提山水詩，就想起謝靈運。但所謂詩人的「窮而後工」，對謝靈運是不合適的。所以，「憤怒」、「飢餓」出詩人說，也不能絕對化。

晉人南渡，講究門閥等級制度的社會風氣未變，詩人恰巧生在頂尖兒的「朱雀橋畔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的王、謝豪門，這就註定他們是個縱享受、逍遙自在、姬妾環繞、僮僕成群的太快活的公子哥兒。當時土族和非士族的界限分明，等級森嚴，所以，才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人尋常百姓家」的感嘆。生於豪門的謝靈運，一出世，就和權勢、金錢、名望及家族力量連結在一起。

成年後，他襲祖職，「封康樂公，食邑三千戶」。由於這樣一個極其優裕的貴族世家的環境，又有這樣一個源遠流長的家族文化背景，養成他落拓不羈，放任奢豪的性格。隱則自詡為山中宰相，出則宮掖為太子賓客，在家田連阡陌，富甲一方，在官率意而為，放任行事。史書稱他「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均見《宋書·本傳》）。他「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攜衣，三人捉坐席『是也」（《宋書·五行志》）。尤其「好為山澤之游，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資治通鑒·宋紀四》）。這樣的遊山玩水，謝大詩人也太過分了。

由此略知他的一生，也可以說是雅皮士的一生。按他領導服裝新潮流的勇氣來說，要是生在今天的話，也許會成為皮爾·卡丹式的人物。然而，他不滿足於這種闊綽的生活，因為他「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為江左第一，縱橫俊，過於延之」，這些名氣、聲望、成就，加上自負，那根詩人的神經，就開始膨脹起來，漸漸不安於位，總是討價還價，「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一門心思要做官，而且要做大官了。

他甚至介入政權的最高層的矛盾鬥爭，《資治通鑒·宋紀二》載：「南豫州刺史廬陵王（劉）義真，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與太子左衛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慧琳道人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能夠得到如此明確的許諾，可見在宮廷鬥爭中捲入之深。凡錯誤地估計客觀形勢的人，總是先對自己的估量錯了。

詩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不知道天高地厚，東南西北，這就是可怕的感覺誤區了。

一進入這種誤區的文人，不是伸手想撈點什麼，便是張嘴想說點什麼，總而之一句話，就是不那麼安分了。

但謝靈運偏熱衷於仕途，天真的詩人哪是職業政客的對手呢？「徐羨之等惡義真與靈運等游，義真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日：』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但性所得，未能忘於悟賞耳。『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他沒有想到，劉義真為之說好話的結果，連這位候補皇太子也給外放了。

後來大臣們到底把劉義真幹掉，擁立了劉義真的弟弟劉義隆。刀光劍影，血灑宮廷，還不足以使謝靈運清醒，詩人總是看到對自己有利的一面，而神魂顛倒。因為宋文帝還建康后，征他為秘書臨，「賞遇甚厚」，便又「二百五」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