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節商貿交往（1）

白族地區自古就是多條商道的必經之地，從秦漢以來就是西南地區重要的商業貿易中心。特別是唐宋以來的大型商貿集市「觀音市」（即三月街，見「非物質文化遺產」），以及明清以來興起的白族喜洲商幫，都充分體現了白族商業貿易的繁榮。長期的商貿交往活動，使白族形成了深厚的商業文化傳統，這是白族在新的歷史時期值得大力弘揚的文化遺產。

一、白族地區的古代商道和貿易往來

1。南方絲綢之路——蜀身毒道

地處印度和中國兩個文明古國之間橫斷山脈腹地的大理白族地區，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為兩大文化之間經濟交往的橋樑。號稱南方絲綢之路的蜀身毒道即是連接中國和印度兩個文明古國的一條歷史悠久的商路，其路線為由四川成都出，之後分南北兩道進入雲南：一條叫靈關道，即成都—邛崍—雅安—越巂（古稱靈關）—西昌—會理—姚安—楚雄；另一條叫朱提道，即成都—宜賓—鹽津—昭通（古稱朱提）—會澤—昆明—安寧—楚雄。這兩條古商道，在雲南楚雄會合后，沿著南華—祥雲—大理—永平（古稱博南）—保山（或騰衝）—德宏—緬甸—印度。

這條商道的形成有悠久的歷史。早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后不久，即下令修築「五尺道」，溝通西南夷部落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五尺道」雖未直通大理，但給大理地區與內地的聯繫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從此「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巴蜀、大理商人多取滇地牛、馬、僮僕等為交易，又把四川出產的鐵質工具及各種手工業品運入大理，然後轉運永昌（今保山）等地，有效地促進了大理地區商業和社會經濟的展。

漢使張騫出使西域，在今阿富汗見到產自蜀地的蜀布、筇竹杖等物，就知道此前已有一條從滇西到達緬甸、印度等國的商道，溝通了中印兩個文明古國的商業往來。公元前105年，漢武帝進一步開原有的古商道從成都至滇（昆明）一段，使之成為溝通中印經濟文化交流的「西南絲綢之路」——蜀身毒道。由於古道從大理至保山途經博南山一段道路較為險峻，東漢時期又對其進行了大規模開拓，因此得名「博南道」。「博南道」的開鑿，進一步打通了從四川成都起，經大理到達中南半島各國、印度乃至歐洲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渠道。蜀、滇（大理）商人用絲綢、蜀錦、筇竹杖以及茶葉、藥材等土特產品同撣國（今緬甸邊境）、身毒（古印度）等國商人交易，換回金、貝、玉石、琉璃製品等。

南詔時期，大理地區成為雲南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大厘城（今喜洲）更是成為外商雲集、南北貨物集散的商業中心城市。各族商人（行商），通過西南絲綢之路經常往來於永昌、越賧（騰衝）到驃國（緬甸）南部之間，從事經商活動。同時打通了從銀生城（景東）往南通往勃泥、崑崙等國（東南亞半島南部）的商道。交換的商品主要有珍寶、黃金、麝香、琉璃、大羊等，其中麝香及大羊是南詔的主要交易品。《蠻書》卷七載：「麝香出永昌及南詔諸山，土人皆以交易貨幣。」「大羊多從西羌、鐵橋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將來博易。」一些商人長年在外，不能回鄉。《蠻書》卷二載：「河賧（大理）賈客在尋傳（今雲南雲龍以西至緬甸伊洛瓦底江西岸）羈離未還者，為之謠曰：『冬時欲歸來，高黎貢上雪。秋夏欲歸來，無那穹賧（騰衝、芒市一帶）熱。春時欲歸來，囊中絡賂（財之名）絕。』」反映出大理地區商人在這條古老商道上與周邊地區的通商況。

大理國時期，由於宋王朝的人為阻隔，蜀身毒道從成都至大理一段漸趨衰落，但緬甸、印度以至波斯等國商人，通過這條商道到大理經商、入貢者仍史不絕書。元朝時期，這條商道成為大理地區對外貿易的主要通道。清末至民國時期，隨著白族商幫的興起，這條商道進入其黃金時代。

近代以來，整個大理地區以下關為中心的商路主要有兩條：一是下關—保山—畹町—瓦城—仰光，即滇緬公路線；二是下關—昆明—重慶—武漢—上海線。這兩條道路的展形成與民族商業資本的經營活動有著直接的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