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代序一代才女林徽因（3）

當我們正撲向清華、北大、南開三家大學合挖的臨時防空壕時，空中又投下一顆炸彈。***我們停下了腳步，心想，這回准跑不掉了。我們寧願一家人在一起經歷這場悲劇，也不能走單了。這顆炸彈落在我們正跑著的巷子盡頭，但並沒爆炸。我們就從碎玻璃碴兒里把所有的衣物（如今已剩不下幾件了）刨了出來，目前正東一處西一處地在朋友們家裡借住。

抗戰期間，有個短時期我們曾同住在大後方的昆明。當時，我同楊振聲師、沈從文先生住在北門街，徽因、思成和張奚若等則住在翠湖邊上。她有個弟弟在空軍里。那時，她家裡的常客多是些年輕的飛行員。徽因就像往時談論文學作品時那樣，充滿激地談論著空軍英雄們的事迹。我也正是在她的鼓勵下，寫了《劉007

粹剛之死》。

一九三八年夏天我去香港繼續編《文藝副刊》，她仍然遙遙地給我指點和支持。一九三九年，我去英國了，這一別就是七年。

一九四七年我從上海飛到北平。事先她寫信來說，一定得留一個整天給她。於是，我去清華園探望她了。

當年清華管總務的可真細心，真愛護讀書人。老遠就看到梁思成住宅前豎了塊一人高的木牌，上面大致寫的是：這裡住著一位病人，遵醫囑她需要靜養，過往行人，請勿喧嘩。然而這位「病人」卻經常在家裡接待賓客，一開講就滔滔不絕。

徽因早年在英國讀過書，對那裡的一切她都熟稔、關切。我們真地足足聊了一個整天。

徽因是極重友的。關於我在東方學院教的什麼，在劍橋學的什麼，西歐戰場上的經歷，她都一一問到了，而她也把別後八年她們一家人的經歷，不厭其詳地講給我聽。

最令她傷心的一件事是：一九三七年她們全家南下逃難時，把多年來辛辛苦苦踏訪各地拍下的古建築底片，全部存在天津一家銀行里。那是思成和她用汗水換來的珍貴無比的學術成果。她告訴我，再也沒有想到，天津大水時，它們統統被泡壞了。

關於友，這裡我想再引徽因在勝利后返北平之前，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從昆明寫給費慰梅的信：

我終於又來到了昆明！我來這裡是為了三件事，至少有一樁總算徹底實現了。你知道，我是為了把病治好而來的，其次，是來看看這個天朗氣清、熏風和暢、遍地鮮花、五光十色的城市。008

最後但並非最不關緊要的，是同我的老友們相聚，好好聊聊。前兩個目的還未實現，因為我的病並未好轉，甚至比在重慶時更厲害了——到昆明我就卧床不起。但最後一樁我享受到的遠遠超過我的預想。幾天來我所過的是真正舒暢而愉快的日子，是我獨自住在李庄時所不敢奢望的。

我花了十一天的工夫才充分了解到處於特殊境遇的朋友們在昆明是怎樣生活的……加深了我們久別後相互之間的了解。沒用多少時間，彼此之間的感就重建起來並加深了。我們用兩天時間交談了各人的生活狀況、操和思想，也暢敘了各自對國家大事的看法，還談了各人家庭經濟以及前後方個人和社會的狀況。儘管談得漫無邊際，我們幾個人（張奚若、錢端升、老金和我）之間也總有著一股相互信任和關切的暖流。更不用說，忽然能重聚的難忘時刻所給予我們每個人的喜悅和激奮。

對於勝利后國民黨動內戰，徽因是深惡痛絕的。寫這封信之前不久，她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從重慶寫給費正清的一封信里，談到自己當時的悲憤之：

正因為中國是我的祖國，長期以來我看到它遭受這樣那樣的罹難，心如刀割。我也在同它一道受難。這些年來，我忍受了深重的苦難。一個人畢生經歷了一場接一場的革命，一點也不輕鬆。正因為如此，每當我察覺有人把涉及千百萬人生死存亡的事等閑視之時，就無論如何也不能饒恕他……我作為一個「戰爭中受傷的人」，行動不能自如，心有時很躁。我卧床等了四年，一心009

盼著這個「勝利日」。接下去是什麼樣，我可沒去想。我不敢多想。如今，勝利果然到來了，卻又要打內戰，一場曠日持久的消耗戰。我很可能活不到和平的那一天了（也可以說，我依稀間一直在盼望著它的到來）。我在疾病的折磨中就這麼焦躁煩躁地死去，真是太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