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九開國立業（一）（5）

**在注重展同社會主義國家「一邊倒」外交關係的同時，也積極主張同對新中國取友好態度的國家展外交關係。通過談判，印度、緬甸、瑞典、瑞士等國家確認同國民黨政府斷絕外交關係而同新中國建交。英國很早承認新中國，但它在同國民黨政府斷交和支持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問題上採取曖昧態度，建交談判只好擱淺。對敵視新中國的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新中國則採取不承認其同國民黨政府建立的舊外交關係，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建立新的外交關係，即採取**所說的「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屋子再請客」的外交政策。**獨立自主外交方針的實行，奠定了新中國外交工作的基石。

在經濟方面，中國**從國民黨手裡接收的是一個在一百多年中飽受中外反動勢力剝削、掠奪和壓榨，又連續遭受幾十年戰爭的破壞，有75億人口的大國、窮國。如何恢復千孔百瘡的國民經濟，對**和他的戰友們來說是一個大難題，而且是一個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大難題。資產階級懷疑我們的建設能力，帝國主義者估計我們終究會要向他們乞討才能活下去。但是，**堅信：「中國的命運一經操在人民自己的手裡，中國就將如太陽升起在東方那樣，以自己的輝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蕩滌反動政府留下來的污泥濁水，治好戰爭的創傷，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3］**反覆地告誡全黨和全軍：「黨和軍隊的工作重心必須放在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只有將城市的生產恢復起來和展起來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了，人民政府才能鞏固起來。」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個中心工作，並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的。」在這裡，**提出全黨工作重心由農村轉向城市，而城市工作又要以生產建設為中心的重要思想。同時，**認為：城市工作「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儘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鬥爭，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4］

當時，中央人民政府面臨著一個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即市場不穩，物價飛漲，這嚴重影響著社會秩序和人民政權的鞏固。從1949年10月開始，上海物價出現瘋漲勢頭，進入11月份，漲勢更加兇猛，至11月24日，比10月上旬上漲了26%。從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在不足一年時間裡，就出現4次全國性的漲價**。

為了制止由於投機資本操縱而加劇的市場混亂，穩定物價，**領導黨和人民政府，依靠國營經濟的力量和老區人民的支持，果斷採取有力的經濟措施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繼組織了同投機資本作鬥爭的兩次大的「戰役」。先是「銀元之戰」。各大城市軍管部門和人民政府，按照**和中央政府的指示，明令嚴禁金條、銀元、外幣在市場上自由流通，一律由人民銀行掛牌收兌，規定人民幣為唯一合法貨幣。投機商對此置若罔聞，繼續擾亂金融市場。在上海，他們甚至揚：解放軍進得了上海，人民幣進不了上海。1949年6月1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出動軍警查封了金銀投機大本營「證券大樓」，逮捕法辦要投機分子238名，沉重打擊了破壞金融的非法活動，鞏固了人民幣的地位，對穩定市場起到了重要作用。

「銀元之戰」之後，投機資本家並不甘心認輸，他們認為「銀元之戰」是人民政府靠政治力量取勝的，就又將投機目標轉向糧食、棉紗、棉布、煤炭市場。在他們的哄抬下，全國物價一日三漲，上海漲價尤甚。這時國民黨特務叫囂：「只要控制了『兩白一黑』（大米、棉紗、煤炭），就能置上海於死地。」

面對投機商人的猖獗活動，**和中央人民政府高度重視平抑物價的工作，經過周密的調查研究，指示以陳云為的中財委，依靠剛剛建立起來的強大的社會主義國營經濟，在全國範圍內調運和集中足夠的糧食、棉紗、棉布等重要物資，選擇適當時機集中拋售，給投機商人以毀滅性的打擊。中央人民政府從11月5日至30日，每日從東北調運1000萬至1200萬斤糧食入關，加緊華中棉花東運，把隴海路沿線積壓的紗布運至西安。在此期間，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都準備了足夠拋售的糧食、棉布、棉紗等物品。經過周密布置和充分準備之後選擇市場物價達到高峰之機，於11月25日在全國各大城市統一行動，集中拋售。大量物資湧入市場，使投機資本家措手不及，吞食不下，26日市場物價立即下降。連續拋售10天後，糧、棉等商品價格猛跌30%到40%。投機商人哄抬物價的陰謀破產，競相拋售存貨，但是市場已經飽和，愈拋愈賤，愈是不易脫手。不少投機商是借高利貸搶購囤積的，結果不僅所囤貨物虧本，而且還要付出很高的利息，兩面挨耳光，其中許多投機商因虧損過多不得不宣告破產。許多私營錢莊也因貸給投機商人的款項無法收回，宣告倒閉。這次「米棉之戰」后，投機商人一蹶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