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九開國立業(一)(4)

170.九開國立業(一)(4)

建國之初,國內外事務繁雜,百廢待舉。***擔任黨、軍隊、國家和政協最高職務的**,肩負著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建立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及恢復國民經濟、制定新中國基本國策等多種重任。勝利的喜悅,使他幾乎忘記了工作的疲勞,他憑藉多年鬥爭實踐中積累起來的經驗和知識,審慎地觀察與研究領導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所面臨的新問題。他和戰友們一起,為新中國制定了一系列的國策,使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開展起來。

在外交方面,為徹底改變舊中國歷屆政府在履新之初無不宣告要「外崇國信」,被迫承認過去遺留下來的各種不平等條約,以換取外國政府的承認和支持。**為新中國制定了「另起爐灶」和「打掃乾淨房子,再請客」這些體現獨立自主精神的外交方針,徹底廢除了一切不平等條約和外國列強在華的一切特權,使新中國在開國之初就獲得完全自主的地位。他針對一些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的敵視態度,尤其是美國政府的封鎖政策和它為其侵華行徑的狡辯,**在建國前夕,一方面連續為新華社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五篇評論,系統地揭露和批駁了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帝國主義本質;同時,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對採用「一邊倒」的方針作了深刻的論述,他指出「一邊倒,是孫中山的四十年經驗和**的二十八年經驗教給我們的,深知欲達到勝利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作為政治方針的「一邊倒」,由新中國當時所處的國際環境所決定,也被貫徹於外交工作中,即將展同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外交關係放在了要位置。根據這個精神,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制定共同綱領時,規定的外交原則是:保障本國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的完整,擁護國際的持久和平和各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合作,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外交方針為:聯合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民,先是聯合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和各被壓迫民族,站在國際和平民主陣營方面,共同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保障世界和平。這一外交原則、方針,博得了世界各國一切愛好和平的人民的讚揚和同。因此,新中國一成立,立刻就得到蘇聯、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捷克斯洛伐克、波蘭、蒙古、阿爾巴尼亞、越南民主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承認,並相繼建立了外交關係。由於我國把同社會主義國家建立和展友好關係作為新中國外交的要任務,因此同這些國家尤其是同社會主義蘇聯的外交關係展得很快。

1949年10月2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天,蘇聯政府就決定中蘇建交、並互派大使,成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友好國家。20日,**致電斯大林,介紹王稼祥出任駐蘇大使,同時以**中央代表資格接洽兩黨事務。剛剛誕生的人民共和國面臨著打破帝國主義封鎖的嚴重鬥爭,因此鞏固和展中蘇兩個大國、大黨的友誼和合作,顯得格外重要。12月16日,**率代表團抵達莫斯科,受到蘇聯黨和政府的盛大歡迎。1950年1月20日,周恩來和李富春等人抵莫斯科,23日,**、周恩來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談判。在**主持下由周恩來起草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草案。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關於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在莫斯科簽字,同時,還簽訂了由蘇聯幫助中國建設與改造50個企業的協定。**訪蘇獲得了巨大成功。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和其他協定的締結,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美、英、蘇雅爾塔協議對遠東和太平洋地區勢力範圍的劃分,維護了中國主權,對保障中蘇雙方的安全,維護遠東和世界和平,加強中蘇人民的友誼和促進兩國的建設事業,都具有重大的歷史作用。特別是對剛剛新生的中國來說「使得我們有了一個可靠的同盟國,這樣就便利我們放手進行國內的建設工作和共同對付可能的帝國主義侵略,爭取世界的和平」,[2]同時也有利於打破帝國主義國家的對華禁運和封鎖,有利於使各國無條件承認新中國,提高其在世界的地位,有助於新中國經濟的迅速恢復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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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傳(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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