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蔣介石發表廬山談話（4）

四川的劉湘、雲南的龍雲也都趕去南京，參加商討抗日大計。***自此，全國掀起了團結抗日的新**。

蔣介石的廬山談話，給他贏得了很大的政治資本。除了**和地方實力派表示擁護外，社會各界也給予很高評價。許多社會名流，更是由此改變了對蔣介石的態度，轉為大力支持抗戰。

無黨派人士胡適就是其中一位。1937年七七事變爆后不久，胡適應邀南下，參加蔣介石主持的廬山談話會。此前，在對日問題上，胡適一直保持低調。廬山談話表后，國民政府表示要抗戰，胡適才逐漸改變態度，擁護蔣介石和抗戰。9月，受蔣介石之託，胡適出訪美、歐諸國，宣傳中國抗戰，爭取援助。次年，胡適受命擔任駐美大使。在任期間為爭取美援，爭取美國朝野對中國抗戰的決心和意義的了解，奔走不懈，頗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以及各界領袖人士的尊重。1942年9月，胡適卸去大使任，仍留居美國，重操舊業，做起歷史考證的學問。直到抗戰勝利后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於1946年返國。

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也是其中的一位。張伯苓應邀參加廬山懇談會。會上，張伯苓主張力排「低調論」，主張抗戰到底。不久，南開大學慘遭日軍炸毀，張伯苓幾十年心血毀於一旦，其內心之憤怒和痛惜不難想見。蔣介石隨即接見張伯苓和北大、清華等校的校長，明確表示：「南開為中國而犧牲，有中國就有南開！」

作為一個政治腦，國難當頭的這番表態，足以感召和聚攏當時教育界。本來對蔣介石就懷有感激之的張伯苓，經此番遭難，更增強了政治上對蔣的親和力。翌年，張伯苓在蔣介石的邀約下，加入了國民黨，其後又出任戰時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副議長、主席團主席等職；1945年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本來學校規模不大、學科遠未健全而聲譽良好的南開大學由政府當局決策，與北大、清華合組國立性質的聯合大學，先長沙后昆明，構成抗戰期間大後方高等教育的翹楚。抗戰勝利后「凱旋」天津的張伯苓，其身份較之八年前就有了明顯不同，他不再只是作為社會賢達的南開校長，而是在此底色上疊加了某種政治色彩。這對於後來南開大學的復校，不無裨益。

但是蔣介石的對日策略，還是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即使到了此時，蔣介石仍沒有最後放棄和平解決的幻想。他仍然聲稱：「和平未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的解決。」本此旨意，17日當天，國民黨統帥部決定，在目前的形勢下，既不對日宣戰，也不對日絕交。這就為日後的對日妥協留下了很大的餘地。

對於廬山談話中的一些「格警句」，蔣介石顯然頗有些得意洋洋，經常掛在嘴邊。1949年12月8日上午，蔣介石即將去台。他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召開記者招待會，宣布這一消息，並作最後動員：「中正去台後，……雖然形勢維艱，但政府還不是毫無辦法。請諸君記著我在抗戰時就說過的話，『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犧牲；失敗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失敗。』成都萬一不保，我們還有西昌**基地。幾十萬**精銳之師可以在涼山與共軍周旋。我們已做了妥善安排。只要我們在大陸上再堅持三個月，就會出現轉機。而堅持三個月對於我們是決無問題的……」

日本軍部與內閣出最後通牒

就在蔣介石廬山談話的當天，日本軍部和內閣，決定對中國實施「最後通牒」。

日本軍部急於動戰爭，陸相杉山元和參謀本部第一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交換意見后，於17日提出了陸軍省的意見。決定以19日為期限，向中國提出四點要求：1。宋哲元正式道歉；2。處罰責任者，罷免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3。撤退八寶山附近的部隊；4。在7月11日所提條件上簽字。

如果19日前中國方面不予履行，即對二十九軍動攻擊。為此，下令動員國內部隊，立即派往華北。在期限滿后，即便二十九軍願意履行所提條件，也要使二十九軍退出永定河右岸地區，並向南京政府提出，要求中央軍恢復舊態勢，停止對日挑釁行動，並不得妨礙日軍與二十九軍就地解決。他們之所以以19日為最後期限，是估計到這個時候日本華北駐屯軍已經準備就緒，完成了戰爭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