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中國國學常識》（6）

經學

五經、十三經、四書

漢朝人尊重儒家古典著作，稱之為經書，解「經」字意義為常道，相沿到現在。其實「經」的原意就是線，所謂經書就是線裝書，古代記事書於竹簡，事多一簡不能盡，便連續記在數簡上，其連繫各簡的線，就稱為「經」，可見經不過是當時記載頁數較多而又常須翻閱的書罷了，並沒有其他的深意。

六經的名稱，首先曾在《莊子》中發現。《莊子》及《禮記·經解篇》都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為六經。班固《漢書·藝文志》稱為六藝。但因《樂經》散失，只存《樂記》一篇，併入《禮經》中，於是有「五經」的名目。到唐朝時候，《春秋》按照《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分成三種，《禮經》也分為《周禮》《儀禮》《戴禮》（《禮記》）三種，立「三傳」「三禮」的稱號，配合《易》《書》《詩》，稱為「九經」。再到宋代，把《爾雅》《孝經》《論語》《孟子》四種加上去，便叫作「十三經」。宋儒朱熹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拿出來印單行本，和《論語》《孟子》合稱「四書」，並給它們作詳細註釋，奉為儒家古典的菁華，於是科舉考試必根據「四書」出題，而《論語》《孟子》《大學》《中庸》便成為小學生必讀書了。

班固《藝文志》將儒家列入諸子，而把六經作為六藝，列在諸子之前，其用意是認為六經是古代官書，非儒家所能私有，而且六經是諸子百家的學術淵源，班志說得很明白。不過班氏將《論語》《孝經》列在六藝的末尾，即有特別尊重孔門本身著作的表示。總之，《易》《詩》《書》《春秋》《禮記》，如果依古文派經學家說，就並不是孔氏的私家著作，這個觀點是一般有識見的學者應該承認的。

清章學誠（實齋）在《文史通義》上明白指出「六經皆史也」。古人已經說過《尚書》為記言之史，《春秋》為紀事之史，至於「三禮」，記載古時禮儀官制，則明明系制度史，《詩經》之《國風》為風俗史，《雅》《頌》則包含社會變革的許多故事傳說，《易經》是卜筮之書，可算是宗教史、思想史材料，其中類乎神簽的文字也包含了傳說故事，所以全都是史料。

現在經書最完備的通行本是清代阮元所刻的《十三經註疏》，卷帙很繁。除去註疏專印正文的有商務館的《十三經白文》一厚冊，頗便翻閱。以下把各種經書內容說說。

《易經》

《易經》包含哲學的道理，簡單地說，即從前人們所謂易有「簡易」「變易」及「不易」的三個意義。因為認定宇宙間萬事萬物都有個規律，不外始、中、終三相之轉移，所以能以簡馭繁，這就是「簡易」。《易經》認為萬事萬物無時不在變化流轉中，如它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說「小往大來，大往小來」，又說「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而各種不同的卦，不同的爻，又都是表示各種吉凶消長的複雜情狀的，這就是「變易」。但另一方面，它認為變化只是在一個不變的範圍裏面之循環往複，如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而不曾發現進化的觀念，這就是「不易」。

《易經》的文字和思想都相當地結構完整，郭沫若最近懷疑它不是周初的作品而是戰國時候的。是否如此，還待考證。

《書經》

《書經》一稱《尚書》，「尚者上也」，有人說是「上古的書」的意思，有人說是「上帝的書」的意思。現通行本包括《虞書》五篇，《夏書》四篇，《商書》十七篇，《周書》三十二篇，共五十八篇。其中有三十三篇，如《堯典》《禹貢》《盤庚》《洪範》等，稱《今文尚書》，同時又是《古文尚書》，其餘都是「偽古文」。所謂今古文的分別，是這樣的：漢初，伏生傳授《尚書》二十九篇，用漢代通行的隸書寫出，稱為《今文尚書》。後來漢武帝末年在孔子宅牆壁中發現一部用古體字寫的《尚書》，相傳共十六篇，稱《古文尚書》。不過這部《古文尚書》不久又失傳了。到東晉時候，有一個梅賾（或作梅頤）向朝廷呈獻《古文尚書》二十五篇，附《尚書傳》一篇，說是孔安國作的，於是人們都相信《古文尚書》是失而復得，但清朝閻若璩等人經過考證，斷定這部書是晉朝人王肅或皇甫謐或就是梅賾偽造的。現在通行本是今古文合編，篇數有分有合，和原來的不符。

《尚書》包含的史實，上自堯舜，下至秦穆公，其中年代最早的《堯典》《舜典》《皋陶謨》《禹貢》等篇，過去一般人老是以為是虞夏時代的文章，近代學者已證明這部分真的《尚書》也是儒家的偽托，不當著作年代還在周朝，比東晉人的偽《尚書》更有價值些。因為雖是偽托，也必有所依據，而時代較早的著作，所依據的傳說真實性必較多。《尚書》篇名，多用典、謨、訓、誥等字煞尾，正和現在的宣言、佈告、會議錄、講演集一類的文章相彷彿，所以被稱為記言之史。其中有《洪範》一篇，代表原始的哲學思想，以水火金木土五行為世界萬有的基本元素，又提出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極等關於政治的原理原則，統名「九疇」，頗為儒家所重視。

《詩經》

《詩經》是一部樂歌，分「風」「雅」「頌」三部分。風大半是民歌，分十五國，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百○五篇，以敘事詩為多。頌分《周頌》《魯頌》《商頌》，共四十篇，多敘事詩與祀神歌。總計三百○五篇。相傳詩的原有篇數在三千以上，經孔子刪削而存此數，但《論語》即有「詩三百」的話，恐孔子未必刪削過。現存的《詩經》為「毛詩」，漢代傳授《詩經》的有齊、魯、韓、毛四家，那三家都失了傳，現在「毛詩」是所謂大毛公者傳授的。《詩經》附有《詩序》，分「大序」「小序」，「小序」列在每篇詩的前面，是說明詩中大意的，「大序」是連在首篇《關雎》的小序之後，總論全書的。詩序的作者問題沒有定論。詩的來源據說是定期採集而來的，古時有采詩之官，每年八月乘輶軒，周遊國中，採取歌謠，陳於天子；又天子巡狩各國時，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當時採集的區域，以黃河為中心，十五國風不過是今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幾省裏面的，所以《詩經》是北方文學。但《周南》《召南》的背景卻在江漢一帶。詩的修辭方法有所謂賦、比、興三種：賦是直接敘述，比即完全譬喻，興是先寫背景而後明白敘述。詩有所謂六義，就是風、雅、頌、賦、比、興。

《詩經》是一部可靠的古書，沒有發生真偽問題，但《詩序》就不大可靠，它對於詩的內容每加曲解。《詩經》不但有文學價值，同時也是史料，例如《商頌·玄鳥》篇，敘述簡狄吞鳥卵而生契的傳說；《大雅·生民》篇，敘述姜嫄踐踏上帝的足跡而生后稷的故事，暗示著遠古社會的情形；《豳風·七月》篇以及《小雅》的《楚茨》《南山》《甫田》《大田》諸篇，敘述周民族農業的興盛；至於平王東遷以後，社會鬥爭逐漸尖銳，則有所謂「變風」「變雅」（這是解詩者給予一部分風、雅詩篇的名稱）來抒寫抑鬱憤慨的感情，如《邶風》的《北門》、《王風》的《黍稷》、《唐風》的《羽》、《秦風》的《黃鳥》、《小雅》的《節南山》《正月》、《大雅》的《板》《盪》《桑柔》《雲漢》諸篇，都是怨天恨人之作，而《小雅》的《何草不黃》《北山》《出車》《採薇》《黃鳥》、《魏風》的《葛屨》《伐檀》《碩鼠》諸篇，尤其露骨地表現社會的不安。

三禮

三禮即《周禮》《儀禮》《禮記》。現在「五經」中就只有《禮記》。但古時所謂《禮經》十七篇，卻是專指《儀禮》，《禮記》不過是孔門弟子附在《禮經》後面的筆記。現在的《禮記》或稱《戴記》，或稱《小戴禮》，它原是漢初河間獻王從民間抄來獻給朝廷的，後來劉向校閱政府藏書，又發現幾種，合起來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加以刪節，為八十五篇，稱《大戴記》（《大戴記》現有殘本，不在十三經以內），戴聖再刪為四十篇，稱《小戴記》，馬融又增編幾篇進去，合成四十九篇，就是現在的《禮記》。《周禮》也是河間獻王抄來的，其中篇目是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分划的，缺《冬官》一篇，有人找一篇《考工記》來補足它，後來劉歆校理群書，才將這部書編入經籍，叫作《周官經》。這部書，早已有人懷疑它不是古本，但劉歆、鄭玄相信它確系周公所作。從它的內容看，大約是戰國時人，根據戰國以前的行政制度寫成的。《儀禮》原有兩種本子，一種是漢高堂生所傳，是今文，一種從孔宅壁中得來，是古文，東漢鄭玄合併兩種本子，就是現在流傳的《儀禮》。《儀禮》據古文派經生說，也是周公所作。

《儀禮》的內容是冠、昏、喪、祭、朝、聘、燕享等典禮的詳細儀式，讀了可以明白封建貴族的繁文縟節，可以考見古代宮室、舟車、衣服、飲食等日常生活的情形，以及宗教信仰、親族制度、政治組織、外交方式等。《周禮》是儒家理想的官制，也包含了古代事實上的制度。所謂六官，是天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好像現在行政院長一樣。地官司徒掌邦教，布五典，安兆民，好像教育部兼財政部一樣。春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這是一個宗教官。古代行政、祀神要佔一大部分，所以特設一個大官來辦理。夏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這是陸軍部。秋官司寇掌邦禁，詰奸慝，刑暴亂，這是司法部。冬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這是農工部。《禮記》的《王制》篇，也講官制，和《周禮》大致差不多。我國歷代官制，多半參考這種辦法。清代的吏（管民政）、戶（管財政）、禮（管祭祀及科舉）、兵、刑、工六部，就是六官制度。《禮記》一書，對於風俗禮制方面說得最多，也有理論文字，要研究封建時代的宗法制度和舊禮教這是必讀的書，如《內則》篇給婦女規定的行為標準，《少儀》篇給青年子弟規定的行為標準，直到近來，還對我國社會發生很大的支配作用。《禮記》中間有些精彩的文字，如《學記》篇的論教育，《樂記》篇的論音樂，《儒行》篇的論修養，《禮運》篇的論政治，現代人都非常讚美，時常引用。但我們須知這部書是漢朝人整理過或編寫成的。

又《禮記》中《大學》《中庸》二篇，現已列入「四書」。《大學》相傳為曾子所作，其中所記有所謂三綱領，即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有所謂八條目，即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清人陳乾初懷疑《大學》不是孔門的書，著有專文論證。《中庸》相傳是子思所作，其中談天命、性、道，是宋儒理學重要根據之一。

《春秋》

《春秋》是魯國史書，孔子加以修改，於記載文字中暗寓褒貶的意思，好像現在編報紙的寫新聞標題一樣，孟子曾讚美它的宣傳力量道：「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文體好像現在的大事記，按年月次序作簡單的記載，是後世編年史的開端。所敘事實，起於魯隱公，終於哀公，經過十二君，凡二百四十二年。為《春秋》作傳的有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三人。《左傳》記載史事頗詳明，《公》《穀》兩傳是解釋經文文字意義，推闡其所暗含的微言大義的。現在通行「五經」本的《春秋》，就只附有《左傳》，沒有《公》《穀》。《公羊傳》屬於今文學，《左傳》為古文學，《穀梁傳》原屬今文，近人崔適指斥它也是劉歆偽造，於是也屬於古文學。左丘明另著《國語》一書，也是敘當時史事，人們叫它作《春秋外傳》。春秋大義，一般人認為最主要的是：（一）尊王；（二）攘夷。表示這些大義的「書法」，以正名定分為原則。但今文派經學家所謂微言大義還不止這一點，他們以孔子為「素王」，借口誅筆伐代行帝王的權力。公羊學則注重春秋的三世，即由據亂世進到昇平世，再進到太平世，頗有進化的觀念，但此三世原系就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分成三個階段而說的。

《論語》《孝經》《爾雅》《孟子》

《論語》是孔子的語錄及日常生活的記錄，並有當時孔子弟子的談話摻雜在內。據說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孔子死後，門人互相討論編輯而成，所以稱為《論語》。《論語》分三種：（一）《古論語》，出孔子壁中，凡二十一篇；（二）《齊論語》，乃齊人所傳，凡二十二篇；（三）《魯論語》，乃魯人所傳，即現行《論語》所根據的本子，凡二十篇。《論語》所談，關於道德修養政治學術各方面，言簡而旨遠，文字多半饒有風趣。《孝經》內容不大精彩，分《開宗明義》等十八章，古時以為是孔子所作，宋王應麟《困學紀聞》則以為是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說之，門弟子筆記而編成的書。《孝經》有今古文的分別，秦焚書，《孝經》為河間人顏芝所藏，漢初芝的兒子顏貞獻出，凡十八篇，就是《今文孝經》。《古文孝經》出自孔壁，二十二篇，南朝梁時已失傳，後來獲得的本子都是偽作。現在《十三經註疏》中的《孝經》，為唐玄宗所注，所採的本子是今文。至於單行本，多是朱子所編定，將玄宗所定的本子顛倒排列而成。《爾雅》是解釋字義的書，前已說過，第一篇《釋詁》，據說是周公所作，《釋言》以下十八篇，是後人陸續增補的。《孟子》是戰國時鄒人孟軻與弟子萬章等自記其言行的作品，凡七篇。孟子學說，如性善論、仁義說、養氣說、先天良心說等，是宋明理學重要根據之一。但漢唐時代，《孟子》尚列在諸子裏面。

經之傳授

秦始皇并吞六國以後，設博士官（和今日的參議相似）保存並傳習詩書，禁止民間私自講學，後來因博士淳于越議論不合時宜，丞相李斯主張燒百家書，始皇採用他的提議，次年又坑儒生四百六十餘人。因此陳涉起義時，魯諸儒生帶着孔氏的禮器前往參加。漢高祖初起兵，還看不起儒生，取儒冠以盛便溺，後來天下平定，方才領悟思想問題的重要性，於是以太牢祀孔，用秦博士叔孫通、張蒼釐定法制。惠帝繼承他，廢除民間挾書的禁令。文景二帝，又仿秦制設博士，但人數不多。到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學術乃定於一尊，設置完備的五經博士，以通經為登進人才的標準，於是經之官學，成為富貴榮顯的捷徑。漢因秦以純法治主義而失敗，所以一反秦的所為，而崇尚儒家的德治主義來拉攏人心，這就是以利祿提倡經學的由來。所謂經學，和戰國時代的儒學不同，經生不自創學說，而只是從事經書的傳習與註解。所以經學的發展，便是學術思想停滯不進的徵象。

在西漢官學中取得支配地位的是今文學派，即所謂十四博士（宣帝元帝時）的經學，十四博士是：《易經》有施、孟、梁丘、京；《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詩經》有齊、魯、韓；《禮》有大小戴；《春秋公羊傳》有顏、嚴。他們的師承，列簡表如下，其中不著名的人名略去：

上表中穀梁未立學官，又，何休不屬於西漢。但現在流傳的今文學派書籍，何休《公羊傳注》很重要。此外伏生的《尚書大傳》、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兩種書雖還存在，但還是後人輯本。

西漢末年，古文經傳陸續出現，古文學派因而產生。劉歆繼承父業，校秘府藏書，將費氏（直）《易》、孔氏（安國）《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周禮》等古文經傳，一一加以研究整理，古文學於是獲得發展的基礎。近人康有為指斥劉歆偽造古經，幫助王莽。當時王莽以復古名義行新政，劉歆在學術上贊助他，大概是事實，但他不可能一手偽造那許多古經。不過古文派傳授不大可考，我們不得不把劉歆當開派大師看。古文經學雖未能成為官學，僅流傳民間，但因有服虔、馬融、許慎、鄭玄等大師的努力，勢力漸盛。他們與今文經師不同，都能兼通群經，把訓詁工作做得切實。鄭玄作《毛詩箋》，注《周禮》《儀禮》《禮記》，兼采今古文經說，雖被認為混淆家法，但因此卻集了經學的大成，而使今文派消沉下去，並且他注重名物訓詁，開了考證學的先路。古文派現存的書，除上述鄭氏數種外，還有許慎的《說文解字》及《五經異義》（後人輯本）。

今文經學與讖緯

今文經學的領袖人物是董仲舒，他研究《公羊春秋》，應用陰陽五行讖緯之說，來解釋儒經，使儒學宗教化，成為官僚專制政治的思想基礎。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中展開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從宇宙談到社會談到人生，一切以陰陽五行為基礎。他認為陰陽變化而成四時，五行則是變化所依的時空間架，此種變化循環運轉，所以說「天不變，道亦不變」，同時天象通於人事，災異繫上天警告人君與宰相的表示，人與天地參，人類歷史也如天運循環，有所謂黑白赤三統的互相交替，又以為「天道任陽不任陰」，陽尊而陰卑，所以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今文學家所應用的讖緯之說是什麼呢？當時有些學者，認為有經必有緯，於是造作緯書，託名是孔子所作，有《易緯》《詩緯》《書緯》《禮緯》《樂緯》《春秋緯》《孝經緯》七種，內容多依託經義，講符籙瑞應。同時又有讖書，大約即《河圖》九篇、《洛書》九篇那一類的東西。讖者，詭為隱語，預決吉凶；緯者，經之支流，衍及旁義。緯與讖雖有分別，但緯書荒誕部分也和讖書差不多。后經隋煬帝焚禁，現在存留的不是完本。

孔子在春秋戰國之時，本是一大學者，在《公羊春秋》中，由學者進而為素王，到讖緯書中，又由王進而為神。由此可見西漢時代的思想反動的一斑。古文學運動是為反對這一形勢而起的。

古今文學派的鬥爭

古文學派與今文學派，從西漢末年一直延到東漢末年，二百餘年間，發生了四次大的鬥爭，表面上或者為了爭官學的地位，或者為了爭書籍的真偽。清代後半期也發生同樣的鬥爭。如果比較兩派的爭論問題，則可得以下幾個要點。

（一）今文派尊孔子為受天命的素王（素王是未得其位的王），古文派尊孔子為先師；

（二）今文派以孔子為托古改制，古文派以孔子是述而不作的史學家；

（三）今文派以六經為孔子著作，古文派以六經為古代史料；

（四）今文派以《春秋公羊傳》為主要憑藉，古文派以《周禮》為主；

（五）今文派指斥古文經傳是劉歆偽造之作，古文派斥今文經傳是秦火殘缺之餘——今文經傳現存《儀禮》《公羊》《穀梁》（？）及《小戴禮記》（？）、《大戴禮記》（？）、《韓詩外傳》，古文今存《毛詩》《周禮》《左傳》；

（六）今文派相信緯書，以為孔子的微言大義，間有存者，古文派則斥緯書為虛妄。

由以上幾點看來，兩派不但是所根據的經傳版本不同，而且治學態度也相反。今文派雖斥古文經為偽，而本身所根據的經也未必是真，尤其是經說完全由主觀造作，發表種種怪異的議論，傾向於迷信與獨斷。古文派態度比較客觀，注重歷史的根據，不採神秘怪異之說，故其經說比較接近孔學的真相，但未免過於信古。

漢以後的經學

自漢至清，支配我國思想界的主流為魏晉的玄學、隋唐的佛學、宋明的理學，兩漢經學在這一期間等於中斷，這時期中可注意的幾點是：（一）今文經學的首先衰落；（二）南北學的分化；（三）隋唐義疏之學的興起；（四）宋明理學的影響。自漢魏間鄭玄、王肅混淆今古文家法，而實際左袒古文經學，加以晉永嘉之亂，今文經傳大部分亡失，今文經學就從此衰落下去，而古文經學則相對地日漸開展。在魏晉玄學清談的空氣中，王弼注《易經》，何晏注《論語》，雖不免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大體仍以漢學為根據。南北朝時，南北經學的傾向頗有不同。最顯著的分歧點，就是南方尊重鄭玄的《易》注、杜預的《左傳》注，北方尊重王弼的《易》注、服虔的《左傳》注。南北朝至隋唐間，所謂義疏之學產生，義疏者就漢儒經注再加以疏釋之謂，就是註解的註解。兩者合而言之，叫註疏，分而言之，「注」一類的東西，有傳、記、箋、注、詁訓、解詁、章句、章指、集解等；「疏」一類的東西，有義疏和正義。它們的體例是：注不破經，經不破注，注或迂曲，疏必繁稱博引以說明之，但後來清人有些疏也糾正注的錯誤。義疏之學盛於唐，唐初孔穎達、賈公彥作五經註疏，為當時政府規定的經學標準。唐以科舉取士，違反孔、賈義疏的就不予取錄。孔氏所采經注以南學為主，將北學合併到南學裏面，於是王弼、服虔之學散失，而唐之義疏風行於世。

宋儒講經，不重視古注，各自發明義理，因研究方法的不同，終於形成了三派：一派以程頤、朱熹為代表，採用歸納法；一派以陸九淵、楊簡（慈湖）為代表，純粹用演繹法；一派為批評派，以葉適（水心）、陳傅良（止齋）為代表，號稱浙學，此派不空談性理，而注重事功，再分為金華派（出於呂東萊）、永嘉派（出於陳傅良）、永康派（出於陳同甫）。宋儒理學雖系根據經書立說，實系自有體系，另詳理學一章。元明兩朝，因朱熹之學為朝廷提倡，取得正統地位，陸象山之學得王陽明繼續闡揚，也為當時學者所信仰，他們兩派都是借經學講理學，本不以經典為主，降至末流，便將經學書擱置不讀，專門空談，所以經學因而衰落。清代儒生，因矯時弊而反對理學，提倡樸學，學術風氣為之大變。

清代的經學

清代思潮的變遷可分三期：（一）啟蒙期。特點是對於明末理學的反動，主張匡救時艱的實學，但仍不完全擺脫理學的窠臼，尤其是都以為必須通經方能救時。開創清學的大師是顧炎武，他研究當時郡國利病，對實際問題有貢獻，同時奠立了考證學的基礎。其他考證的名家有胡渭、閻若璩。重苦行實踐的有顏元、李塨；以史學為根據而注意時事研究的，有黃宗羲、萬斯同；專治天文算學，開自然科學之路的有王錫闡、梅文鼎。（二）全盛期。特點是對理學不再攻擊，也不因襲它，又不抱通經致用的觀念，完全脫離實際而作書本上的考證，即為考證而考證，為經學而治經學（以上幾點不適用於戴震），主要人物是惠棟、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號稱漢學正統派。（三）沒落期。特點是正統派趨於沒落，僅俞樾、孫詒讓等一二大師守最後壁壘。而今文派康有為等，因晚清時局動蕩，乃企圖借經學為改良時政的工具，於是著《新學偽經考》，抹殺古文經傳，根據《公羊》創「孔子托古改制」說，又著《大同書》以表現自己的理想，雖救時的志願可嘉，但其治學態度全憑主觀，對於經學本身並沒有什麼成就，所以這一派也不能發展。

在這三期中的主要學派有四個：（一）浙東學派——黃宗羲（梨洲）創立，萬斯同、毛奇齡等繼之；（二）東吳學派——創自吳江惠氏祖孫三世，即惠周惕、惠士奇、惠棟（定宇），繼之者有餘蕭客、江聲（艮廷）、錢大昕、王鳴盛等；（三）皖南學派——創自婺源江永（慎修），其弟子戴震更光大之，繼之者有胡培翚、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等；（四）常州學派——從武進庄存與開始，繼之者有劉逢祿、宋翔鳳、魏源、龔自珍等。

上述東吳、皖南兩派，都屬於全盛期的考證學派；但吳派揭漢學旗幟，拘守漢人學說，毫無創造精神；皖派巨子戴震，並不自命為漢學，但使人從漢學以求新發現，其治學方法根本在「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所謂樸學，應該以皖派為中堅。因清之樸學，並不是東漢古文學的再現，而是具有進一步的發展的，在其極盛時期，種種專門學術如文字學、音韻學、金石學、史學、地理學、天算學等，都分途進行，而類書的編纂、叢書的校刊、偽書的辨明、逸書的搜輯以及古書的校勘，也是他們的業績。常州學派頗注意於今文學的研究，為晚清今文學的先導者，繼之者除康有為外，還有王闓運、廖平、皮錫瑞，以及近人夏曾佑、崔適。樸學正統，到最後還有章炳麟，新派有王國維、羅振玉。繼章氏學者有黃侃（季剛）、吳承仕（檢齋）等。

總而言之，清代經學凡三次變化，開始為漢宋兼采，乾嘉時期，東漢之古學全盛，晚清則西漢今文學再起。在此等變化中，有幾次理論鬥爭，即（一）漢學和宋學的鬥爭，（二）今古文的鬥爭。江藩著《國朝漢學師承記》，對正統派經學竭力推崇。方東樹著《漢學商兌》，則代表宋學施行反攻。至於今古文的鬥爭，則從康有為與章炳麟兩氏的著作中可以看到。

經學的揚棄

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以漢至清為經學時代，並說在此時代中的思想家，都將新酒裝入五經的舊瓶中，但到清末今文家把近代思想都裝進去時，瓶擴大到破裂的程度，以後不能再裝了，所以經學時代便告結束。這個譬喻相當地適合，但有人說他忽視了質的變化，只看到量的增加。其實所謂新酒是與舊酒有質的差異的，這在向來應用這譬喻者早已不言而喻。不過馮氏的解釋還不夠一點，似乎應該加一句：近代思想好像氟素之類，舊瓶是玻璃質的，自然沒有裝它的可能。總之，「經學」這個名詞，到了現在，只應該是中國學術史上的，而不應該代表眼前學術的一部門了。因為五經或十三經的本身，應當作為古代史的史料處理；西漢今文學、宋學以及晚清的今文學，都只能作為漢、宋及晚清的思想史的內容看；至於東漢經學及清之樸學，則可以認為古文字學、古史學之一部分。有人說，經書的內容，有關於理、化、博物的，有關於數學的，有關於社會學的……學者應善為研究，其實各種學術都以現代為精，我們決不能舍今從古，經書中的什麼什麼，那都不過是給學術史的一種資料罷了。如果不把它當作史料，而閉着眼睛講通經致用，想引用《春秋》斷獄，靠半部《論語》治天下，那就走入了魔道。如果把現代思想或自己意見假託孔孟之名來說出，以「六經為我註腳」，那更是厚誣古人，欺騙今人。周予同說經學除今古文派、宋學派以外，還有一個新史學派（見周氏著《群經概論》），這是他的卓見。可是，如果說這些把經書當史料運用的新史學家就是現代的經學家，則過去的所謂經學顯然地已經或正在被新史學所揚棄。同時，因為經書中有一部分是古代的文學作品（《詩經》），有一部分是古代哲學（《易經》《四書》等），這些史料又當為研究中國文學或哲學者的研究對象，這是不必再加討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