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中國國學常識》（5）

書籍

傳寫本與刻本

版刻印刷之術，萌芽於隋唐，宋時才有大發展，自唐以前，書籍的流傳全靠抄寫。寫本的書籍又分兩個時代，周秦漢為簡冊時代，隋唐為捲軸時代。簡冊時代的書，是在竹片（簡）或木片（牘）上用竹筆蘸漆書寫，或用刀子刻的（《史記》稱蕭何做刀筆吏）。多簡相連，則用繩子或皮革的帶子連繫起來，成為冊子。秦漢間的漆書也寫在縑帛上，大約因當時蒙恬已發明兔毛筆的緣故（所以《說文》序有「著於竹帛」的話）。但直到西漢末年，竹書依然很多。古人所謂「汗簡」，就是去掉竹汁，「殺青」就是去竹上青皮，這都是預備竹簡為寫字之用的手續。《漢書·藝文志》上的書，有分篇的，有分卷的。分篇的即竹書，分卷的即帛書，因為縑帛是可以卷藏的。東漢時蔡倫因縑貴簡重，不便於人，乃發明用樹皮麻頭破布造紙，書籍於是比從前輕便而價廉。但直到東漢末年，紙還沒有普遍流行。魏晉時，松煙墨及凹心硯也發明了，文房四寶完成。於是到隋唐時，藏書機關，完全沒有竹木的簡冊，而圖書儘是捲軸了。捲軸就是將書頁卷在木軸上，如現今卷對聯的樣子。

漢武帝時，魯恭王拆孔子宅，於牆壁中得《禮經》《尚書》《春秋》《論語》《孝經》，都是竹簡書。晉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墓，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如《竹書紀年》《穆天子傳》等，共十六種。那些原物早已不存。近時甘肅敦煌千佛洞發現古時書籍多種，包括漢武帝時木簡漆書，唐懿宗時版刻印本，五代刻印本及其他寫本，是現在僅存的古書原物之一重要部分。按敦煌縣（今敦煌市）南有鳴沙山，其山麓三界寺之旁即莫高窟，有石室千餘，四壁都是佛像，世稱千佛洞。一九○○年，寺中道士於掃除之時，偶然弄破了牆壁，發現壁內有一藏書室，自漢至五代之書籍碑版，及手抄之書，貯藏極多。一九○七年，匈牙利人斯坦因聽說，前往收買，運回歐洲，現藏於倫敦博物館。法國人伯希和又來搜尋一批，運回巴黎博物館。后經我國政府取締，並收集其殘餘者保存之，方才沒有全落外人之手。還有人從巴黎、倫敦抄回來一些通俗文學，印行《敦煌零拾》及《考古學零簡》等書。又，敦煌附近沙漠地帶亦發現漢簡。王國維曾根據它著了《流沙墜簡》等書。此外西北各地發現竹木簡書，還有多起。

自印刷發明后，手抄本之古書，常常可以校正印本的錯誤，所以非常寶貴。清乾隆修《四庫全書》，因卷帙浩繁，亦未曾付印，僅抄寫七份，分存七處藏書樓。

刻本以宋版書為最珍貴，但宋版不止一種，其中也有錯漏較多的。其次元刻的書也比較被人重視，清代殿版及私人刻本，有名的也不少。過去有些藏書家，專門搜集善本書，因而出現版本之學。

其實版本的正確性是相對的，無論什麼版本，經過數千年的傳寫與翻印，錯誤總是難免的，不過有多少不同或此正彼誤的分別而已。現在印刷術進步，許多善本書，都經書商影印行世，我們如果不是古董收藏家，專為讀書起見，那麼有善本的影印書就很可以滿足了。

版本之學

版本學本是校讎學的一部分，每一書搜集眾本，比較其好歹，分別評判而介紹之，就是它的任務。這門學問萌芽於西漢，劉向父子校書，廣集眾本，想必他們對於版本的辨別，一定很精密。宋代岳珂刊九經三傳，所根據版本二十三種，由專家反覆參訂，這也是為校讎而研究版本。至無錫尤袤氏《遂初堂書目》創一書兼載數本之例，凡講目錄學的也得研究版本了。清代版本之學發展而成專科，名家不少，如黃丕烈、顧廣圻、丁丙、陸心源、莫友芝、葉昌熾、繆荃孫、葉德輝等。重要書籍有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敘述藏書的掌故；江標所輯的《宋元本行格表》，講版式；錢泰吉《曝書雜記》，莫友芝《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葉德輝《書林清話》等，講各種書的版本。羅振玉《鳴沙石室秘錄》，則系講敦煌石室古書版本的。

校讎之學

校讎之學有廣狹兩義。廣義的校讎學，包括校勘學、版本學及目錄學三部分的內容，其任務是：搜集圖書，辨別真偽，考訂誤謬，釐定部次，裝潢保存，即整個整理書籍的專門事業，有一部分和現代圖書館學極相類似。狹義的校讎學就是校勘學，只是比勘篇籍文字而求其正確，而改正古書因傳寫日久而產生的錯誤，儘可能地恢復其本來面目。校讎兩字的意義，就是劉向《別錄》所謂「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校勘的法子以後者為好，因為單用一種本子，校其上下，所得的謬誤是有限的，必須用不同的本子對勘，「若怨家相對」，方才可以發現較多的錯誤。

公認為校讎學的先驅者是劉向、劉歆兩父子。漢成帝時，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侍醫李柱國校方技。向死，他的兒子歆繼其業，總群書而為《七略》。劉氏校書的方法是相當精密的，大約可分幾點：（一）根據許多版本，互相對勘，錯誤則改正，遺漏則補充，重複則刪除；（二）古書多沒有載篇名書名的，他們按照內容替它分篇，加篇名書名；（三）寫內容提要及介紹批評的文字，並敘述學術源流派別等。後來唐代陸德明，宋代岳珂、周必大、彭叔夏，對校讎學都有成績表現，周、彭校刻《文苑英華》一千卷，方法尤其切實。

清代樸學盛時，校讎學成了一個重要部門，包含考訂文字及事實，輯補逸文等工作在內，重要的成績表現有顧炎武的《九經誤字》，齊召南的《註疏考證》，阮元的《十三經註疏校勘記》，王引之的《經義述聞》，俞樾的《群經平議》《諸子平議》等，這些書都是由校書所得的材料編成的。此外，以校讎著名的還有戴震、盧文弨、丁傑、顧千里（廣圻）等，連上面那些人共計有三十一人之多。

章句之學

「章」的本義就是樂曲的末段，引申之，則凡文字意義已經完足的，也可叫作章。「句」的原義就是在文字可停頓處，用鈎狀記號以作識別的意思。《說文》上有「」「、」兩記號，都是古人點句的符號。所謂章句之學，最初當系指分段落、加標點的兩件事說的。但因古書相傳久了，不是單用符號所能指明，甚或在傳寫時把符號省掉了，應分行的，也因省地方而不分，就更弄不清楚了，於是又不得不附加說明，因此章句之學的內容，又類似傳注了。西漢時不獨經書有某家某家的章句，就是法律也有某家某家的章句。但當時章句之學流於煩瑣附會，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故有章句鄙儒的稱號。因而章句與訓詁有分別，訓詁乃解古今語以通大義，不貴煩瑣。

古書因傳寫將章句弄錯的很多，如將前後間顛倒，遺漏，註釋混入正文等。作註解的也常常將章句弄錯，或將應屬下文的連在上文，或將應當讀斷的地方連讀下去。例如《論語》：「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夫字應屬上。《孟子》：「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圓平直，不可勝用也。」焉字作「於是」解，應屬下。朱子注《大學》《中庸》，稱「朱熹章句」，即因為他曾依自己的主張把段落句讀重新分過，沒有依漢儒的原本。

標點符號失傳以後的古書，行文上多能注意用文字代符號，如用「曰」字、「所謂」字代引號（兩人對話則省「曰」字），用「云云」代刪節號等。後世公文為求更加精密起見，用「令開」「等因」當引號。但用文字總不如用標點來得明顯精密，今後整理古書的章句之學必採用標點符號。

目錄之學

目錄學原本是校讎學的一部分，以後才獨立起來。章實齋《校讎通義》認為目錄不過是校讎的結果，沒有獨立成為一科的價值，但圖書編目，包含書籍分類標準問題，次序排列問題，不是深通學術源流及修學程序的，便不能適當地解決以便利學者的參考，這類具有指導意義的目錄編製，自應成為一種專科。

我國目錄學的創始者是劉歆。劉歆將群書分成六類，每類作一說明，然後將書目排列，稱為一略，並於六略之外，另編提要一種，名叫《輯略》，總起來稱為《七略》。班固的《漢書·藝文志》，以劉氏《七略》為藍本，也分成六類，每類作了一個說明，無異於一篇學術源流考。

這種於書名、卷數、著者的記載之外另加圖書內容說明或提要的體例，成了後來歷代編書目的模範。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即有書目提要二百卷，每部及每類有總說明，每書有提要。

《漢書·藝文志》對古籍作了系統的介紹，為研究國學者必需參考的書（因為國學精華全在周秦古籍裏面，後世陳陳相因，很少新的創作）。現有顧實講疏的單行本可讀。如果要略略知道漢以後的書可翻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各類的說明文字（另有《四庫簡明目錄》，冊數較少）。國學書太多，精彩的很少，我們沒有博覽群書的可能和必要，所以讀目錄提要是最好的辦法。

清末張之洞著《書目答問》，就他所認為較重要的國學典籍介紹了兩千餘種。胡適之、梁任公也曾各開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這都是給初學者用的。張氏所開的書太多，胡、梁兩氏所開的書雖不多，但胡氏偏於文學，梁氏偏於史書，亦不甚合適。近年來編這種書目的還有李笠、錢基博、丁福保諸氏以及浙江省立圖書館等。

圖書分類法

我國圖書的主要類別，在劉歆、班固時代，是六分法；自隋唐以至清，大致可說都是四分法。劉、班二氏分群書為六藝、諸子、兵家、詩賦、術數、方技六大類。荀勖改分為甲乙丙丁四部，《隋書·經籍志》也分四部，並確定經、史、子、集的名稱。清修《四庫全書》就是分群書為經史子集四部，四部之下再分四十三類。我國目錄學家認為圖書分類可以表示學術源流，我們試就六大類變為四大類的這一點來看一看學術變遷大勢吧。

劉、班六大類的子目：（一）六藝，分《易》《書》《詩》《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等目；（二）諸子，分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縱橫家、雜家、農家（以上九家稱為九流）、小說家等目；（三）詩賦；（四）兵家，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等目；（五）術數，分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等目；（六）方技，分醫經、經方、房中、神仙等目。

劉、班這個分類有些不合理的地方。比方六藝，本來以古代官書為限，不應將《論語》《孝經》（這應入子部儒家）列入，《小學》也應列為諸子的一家。諸子中的雜家不能算家，小說和近代文學的小說不同，大約只是一些沒有形成系統的筆記之類，也沒有成家。兵家應該列為諸子的一家。陰陽家包含科學與宗教迷信，應該和術數、方技合為一大類，而分天文、方技（方技一類全屬醫學）、卜筮及其他子目。但從劉氏當時與其同事分工校書的情形看來，他那種分類不過是為了分工的方便，較少學術的意義。如果照我們修正的辦法，就應分成六藝（歷史）、諸子（哲學社會科學）、詩賦（文學）、陰陽或五行（科學）四大類。但後來事實上的四大類，卻又不是這樣分的。原來的「六藝」分成了「經」「史」兩大類。過程大概是這樣的：因為尊重六藝為經，又有許多經師作註疏，六藝就改稱為經部，且仍居第一位；又因為史書逐漸增加，不能再附在春秋家後面了，於是就另闢了史部。原來的「兵家」「術數」「方技」都併入了子部。原來的「詩賦」改稱集部，內容擴大了很多，包括古文、駢文、詞曲之類。四部之中，只有子部包含有價值的內容，如哲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藝術、應用技術等科完全屬於子部，但子部的書反而不及其他三部的多，這實在表現了中國學術的退步。同時編目人主觀上也懷抱着士大夫輕視儒家以外各家學術的心理，如《四庫全書·凡例》就說：「以闡聖學明王道為主，不以百氏雜學為重」，所以科學、藝術都沒有獨立作為一部，甚至把墨家、名家等類名取消，一律歸入雜家。

現代圖書編目，因為要用號碼，所以用十分法，主要類名及號碼如下：

0——總類1——哲學2——宗教

3——社會科學4——語文5——自然科學

6——應用技術7——藝術8——文學

9——史地

如各大類之下再分小類，小類之下再分子目，則將號碼增加位數，通常為三位，除類碼外，還有著者號碼附在下面。插架時按號碼排列，尋找起來就不困難。同時現在圖書分類也符合學術上的類別。

從前各圖書館，新書及外國書都用新分類法，編號碼，舊書則沿用《四庫全書》的分類法，並不編號碼，自從王雲五發起中外圖書統一編目以來，過去經、史、子、集的分類已經打破，各種舊書都按照性質歸入新的類屬了。例如經部的《易經》、「四書」歸入哲學；《詩經》歸入文學；「三禮」、《尚書》《春秋》都歸入史地；《小學》歸入語文。子部中的藝術，歸入藝術類；術數、釋家歸入宗教類；道家一部分入哲學，一部分入宗教；雜家按其性質分別歸入哲學等類；天文、演演算法歸入自然科學；法家、兵家歸入社會科學；醫家、農家，歸入應用技術。至於子部中的類書及史部中的目錄，則歸入總類。子部中的小說及集部諸書歸入文學。這個目錄編製法，有一個很大的意義，就是糾正了把國學與現代學術對立的觀念，使大家知道中外學術是可以溝通的。

輯佚及辨偽

輯佚及辨偽是校讎學裏面兩個重要貢獻。所謂輯佚就是將已經失傳的古書恢復起來的工作，所用方法是從許多別的書裏面將引用的文字一點一滴地摘抄出來，再加以整理編輯。這樣輯成的本子雖然不能和原書切合，但至少可恢復原書的一部分。從事輯佚工作著名者如宋明時期的王應麟、陶宗儀、祁承，清代的馬國翰、黃奭、洪頤煊等。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經部四百五十三種，史部八種，子部一百七十三種。黃奭的《逸書考》（一稱《漢學堂叢書》），經解一百一十二種，緯書七十二種，子史八十四種，又《通德堂經解》十七種。洪頤煊的《經典集林》，內佚書三十六種。嚴可均輯刻《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代輯佚書對於清末今文學派的興起大有幫助，因為久已失傳的「三家詩」等今文家著作已有了輯佚本。

辨偽是辨別古書中偽托的作品。有些古書全部系後人偽托的，例如《偽古文尚書》；有些古書是經後人摻了一部分文字進去或修改過的，例如「四書」、《史記》（司馬遷在揚雄以前，竟說及揚雄）。經部偽書還有孔安國《尚書傳》，鄭玄《孝經注》，孫奭《孟子疏》（晉人作）以及《漢魏叢書》中的《子貢詩傳》等。史部有《越絕書》（漢人託名子貢作）、《飛燕外傳》《漢武內傳》（宋人作，列入《漢魏叢書》）、通行本《竹書紀年》（明人作，王國維另有古本《竹書紀年》輯佚本）等。子部有《吳子》《文子》《列子》（均兩晉六朝人作）等。辨偽的方法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是思想、事實、文字時代性的辨別，其次是別的典籍的旁證，篇章語句的分析等。關於辨偽書的名著，首推清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所提證據達一百二十八條之多。清姚際恆《古今偽書考》則羅列各種偽書，可資學者參考。近人康有為《新學偽經考》主要論點是，秦焚書沒有燒六經，西漢經書都是足本；孔子時所用的篆字，秦漢時也用，當時字體沒有今古文的分別；所有古文經傳，全系劉歆一手偽造。近今一般學者多認為康氏的考據含有成見，全憑主觀，不大可靠。最近學者又主張辨秦前之偽，如戰國時人託名虞夏時人而作《帝典》《禹貢》等，也當辨明。

類書及叢書

類書是和辭典相類似的工具書，編製方法是把各種學術的材料薈萃在一書之內，按性質分門別類，或按照標題文字的筆畫或聲韻，依次排列，以便檢查。過去有若干失傳的書，幸賴某些類書的引用而保存了零散的內容，因此有一些類書更增加了它們的重要性。宋以前類書流傳後世而可考見古籍逸文者有三種。（一）《藝文類聚》一百卷，唐歐陽詢等撰。（二）《初學記》三十卷，唐徐堅等奉敕撰。（三）《太平御覽》一千卷，分五十五門，宋李昉等奉敕撰，成於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引秦漢以來書，多至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這些書到清朝存不了十分之一二了。明成祖時敕修的《永樂大典》系清《四庫全書》的藍本（《四庫全書》另一部分的來源是抄錄或購買民間的藏書），從其體例看，也是類書，它將每種書全文割裂，分韻排列，例如《易經》先列《蒙》卦，《詩經》先列《大東》篇，《周禮》先列《冬官》之頭，其中所采古書善本，也有後世不複流傳的。清康熙時所編《古今圖書集成》也是類書體裁，其引用古書，多不能盡載全文，因受類目的限制。又康熙敕撰之《佩文韻府》是分韻排列的類書之一。

叢書是將多種書集合在一起刻印的，原書全文貫串，不加割裂、顛倒及刪削，便於閱讀。這與給人檢查的類書不同。叢書也有保存古書的作用，因為有些書卷帙很小，單行本不容易保存，只有編入叢書才能夠流傳久遠。唐宋人所謂叢書，實際上多是文集或筆記，只有宋代左圭所輯《百川學海》是有名的一部叢書。一般的叢書都是古今人著述合刻，也有少數叢書是一人著作合刻的。前一種叢書，張之洞《書目答問》中舉出五十七部，是他認為保存了古書，有關經史實學，且校刊精當的，例如《漢魏叢書》（明人刻，收漢魏間著作七十六種，清人重刻，增至九十六種）、《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收書百十八種以上）、《玉函山房輯佚書》（見前，輯佚書六百餘種）、《津逮秘書》（明毛晉刻）、《學海堂經解》（即《皇清經解》，阮元編刊）、《粵雅堂叢書》（伍崇曜刻）、《平津館叢書》（孫星衍刻）等。第二種叢書，張氏也舉出五十部與考訂經史有關的，如《亭林遺書》《船山遺書》《東壁遺書》（崔述作）之類。中國古籍過去流傳日本而本國反失傳的也不少，清末黎庶昌、楊守敬從日本收回一部分，影印為《古逸叢書》。又日本人天瀑山人刊《逸存叢書》，其中都是中國久已失傳的書。

就《四庫全書》的體例看，也是一部叢書，不過特別龐大而已（這部書也沒有包括當時全國一切的書，如佛經及《道藏》即大部沒有收入，其他有觸忌諱或認為無用處的亦不收或僅存目錄。阮元編有《四庫未收書目》）。這部書總編纂人是紀昀（曉嵐），分編纂戴震、邵晉涵等三百六十人。共三萬六千冊。抄寫員一千五百人，經九年後抄成七部。分存北京（兩部）、奉天、熱河、揚州、鎮江、杭州等處。民國九年贈與法國一部，太平軍戰爭時毀去兩部，英法聯軍之戰毀去一部。

《道藏》也是一部叢書，乃道家諸書的總刻，其中所收除儒家書《易經》等外，其他周秦諸子也多收入，且多系古本，清代學者多根據《道藏》本以校正通行的子書。

考證學與讀書法

考證學的產生，原來是為了解釋古書，包括文字的訓詁、錯誤的更正及古代史實的尋繹等。在古書中，尤以經書為主，所以解經的方法很多，如（一）以經證經；（二）以史證經；（三）以子證經；（四）以漢人文賦證經；（五）以《說文解字》證經；（六）以漢碑證經等。因證經而引起子、史群書的研究，考證的範圍就日益擴大。考證學對於書籍本身的貢獻，就是校讎、辨偽、輯佚等事。考證學範圍雖大，簡單說來，就是把一大堆斷爛材料，一點一滴地從多方面下整理功夫。考證學者的讀書方法，總是把許多書互相比較對勘，可以說他們讀書的同時就是校書，他們的著作就是校書的報告，正如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說，「獨處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讀，亦隨讀隨校，購借善本，再三讎勘，又搜羅偏霸雜史，稗官野乘，山經地誌，譜牒簿錄，以及諸子百家，小說筆記，詩文別集，釋老異教，旁及於鐘鼎尊彝之款識；山林冢墓，祠廟伽藍，碑碣斷闕之文，盡取以供佐證；參伍錯綜，比物連類，以互相檢照，所謂考其典制事迹之實也」。專門考證的事業，不是一般讀者所能做，但對於專門家考證的成果，卻應當知道去利用；同時在一定的範圍之內，也可以採用他們的比較讀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