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胡適的北大哲學課·壹》（15）

附錄諸子不出於王官論

今之治諸子學者，自章太炎先生以下，皆主九流出於王官之說。此說關於諸子學說之根據，不可以不辯也。此說始見《漢書.藝文志》，蓋本於劉歆《七略》，其說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弄家者流，蓋出於社稷之官。……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本十家。原文有「其可觀者九家而已」之語。故但言九流。）此所說諸家所自出，皆屬漢儒附會揣測之辭，其言全無憑據，而後之學者乃奉為師法，以為九流果皆出於王官。甚矣，先入之言之足以蔽人聰明也！夫言諸家之學說，間有近於王官之所守，如陰陽家之近於占侯之官，此猶可說也。

即謂古者學在官府，非吏無所得師，亦猶可說也。至謂王官為諸子所自出，甚至以墨家為出於清廟之守，以法家為出於理官，則不獨言之無所依據，亦大悖於學術思想興衰之跡矣。今試論此說之謬。分四端言之。

一、劉歆以前之論周末諸子學派者皆無此說也1.《莊子·天下篇》2.《荀子·非十二子篇》3.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4.《淮南子·要略》

古之論諸子學說者，莫備於此四書。而此四書皆無出於王官之說。

《淮南子》（自「文時，紂為天王之子」以下）專論諸家學說所自出，以為諸子之學皆起於救世之弊，應時而興故有殷周之爭，而太公之陰謀生；有周公之遺風，而儒者之學興；有儒學之弊、禮文之煩擾，而後墨者之教起；有齊國之地勢、桓公之霸業，而後管子之書作；有戰國之兵禍，而後縱橫修短之術出；有韓國之法令「新故相反、前後相繆」，而後申子刑名之書生；有秦孝公之圖治，而後商殃之法興焉。

此所論列，雖間有考之未精，染其大旨以為學術之興皆本於世變之所急。其說最近理。即此一說，已足推破九流出於王官之陋說矣。

二、九流無出於王官之理也

《周官》司徒掌邦教，儒家以六經設教。而論者遂謂儒家為出於司徒之官。不知儒家之六籍，多非司徒之官之所能夢見。此所施教，故非彼所謂教也。此其說已不能成立。其最謬者，莫如以墨家為出於清廟之守。夫以「墨」名家其為創說更何待言。墨者之學，儀態萬方，豈清廟小官所能產生。《七略》之言曰：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

此其所言，無一語不謬。墨家貴儉，與茅屋采椽何關。茹毛飲血，穴居野處，不更儉耶？又何不謂墨家為出於洪荒之世乎？養三老五更，猶不足以盡兼愛。墨家兼愛，本之其所謂「天志」，其意欲兼而愛人，兼而利人，與陋儒之養老異矣。選士大射，豈屬清廟之守？其說已為離本。

至謂「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則更荒謬矣。

墨家愛無差等，何得宗祀嚴父？其上同之說，謂一同天下之義，與儒家之以孝治天下，全無關係也。

墨家非命之說要在使人知禍福由於自召，豐歉有待耕耘。正攻儒家「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之說。若「順四時而行」，適成有命之說。更何「非命」之可言。

凡此諸端，皆足征墨家之不出於王官。舉此一家，可例其他。如雲縱橫之術出於行人之官，不知行人自是行人，縱橫自是縱橫。一是官守，一為政術，二者豈相為淵源耶？《周禮》嘗有掌皮之官矣，豈可謂今日製革之術為出於此耶。

三、《文藝志》所分九流，乃漢儒陋說，未得諸家派別之實也古無九流之目，《文藝志》強為之分別，其說多支離無據。如晏子豈可在儒家，管子豈可在道家？管子既在道家，韓非又安可屬法家？至於《伊尹》《太公》《孔甲》《盤盂》，種種偽書皆一律收錄。其為昏謬，更不待言。其最謬者，莫如論名家，古無名家之名也，凡一家之學，無不有其為學之方術。

此方術即是其「邏輯」。是以老子有無名之說，孔子有正名之論，墨子有三表之法，別墨有墨辯之書。荀子有正名之篇，公孫龍有名實之論，尹文子有刑名之論，莊周有齊物之篇，皆其「名學」也，古無有無「名學」之家，故「名家」不成為一家之言。（此說吾於所著《先秦名學史》中詳論之，非數言所能盡也。）惠施、公孫龍皆墨者也，觀《列子.仲尼篇》所稱公孫龍之說七事，《莊子·天下篇》所稱二十一事，及今所傳《公孫龍子》書中《堅白》《通變》《名實》諸篇，無一不嘗見於墨。皆其證也。其後學散失，漢儒固陋，但知掇拾諸家之倫理政治學說，而不明諸家為學之方術。

於是凡「苛察繳繞」之言，概謂之「名家」。名家之目立，而先秦學術之方法論亡矣。劉歆班固承其謬說，列名家為九流之一，而不知其非也。先秦顯學，本只有儒墨道三家，後世所稱法家如韓非「管子」皆自屬道家。任法、任術、任勢，以為治，皆「道」也。

其他如《呂覽》之類，皆雜糅不成一家之言。知漢人所立「九流」之名之無征，則其九流出於王官之說不攻而自破矣。

四、章太炎先生之說亦不能成立

近人說諸子出於王官者，唯太炎先生為最詳（其說見《諸子學略說》。此篇今不列於《章氏叢書》）如引《文藝志》之說而以為「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證」。此如《惠施》所云以彈說彈，不成論證也。

其稱老聃為柱下史，為征藏史，以為道家固出於史官，然則孔丘嘗為乘田矣，嘗為委吏矣，豈可遂謂孔氏之學固出於此耶？又雲「墨家先有史佚，為成王師，其後墨翟亦受學於史角」，史佚之書今無所考，其名但見《藝文志》。

其書之在墨家，亦猶晏子之在儒家於伊尹，太公之在道家耳。若以墨翟之學於史角，為諸子出於王官之證，則孔子所師者尤眾矣。況史佚、史角既非清廟之官，則《藝文志》墨家出於清廟之說亦不能成立。又雲「其他雖無徵驗，而大抵出於官官」。然則太炎先生亦知其為無徵驗矣。

太炎先生又曰：「古之學者多出於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弄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為之胥徒，或乃供酒掃為僕役焉。故《曲禮》雲，宦學事師。學字本或作御，所謂宦者，謂為其宦寺也（適按，此說似未必然。鄭注云：宦，仕也。《正義》引《左傳》宣二年服虔注云：宦，學也。謂學仕官之事。其說似近是。）所謂御者，謂為其仆御也。（適按，原作學，本可通。《正義》謂學習六藝是也，既作御，亦是六藝之一，古者車戰之世，射御並重，孔子亦有『吾執御矣』之言，未必是僕役之賤職也。）……《說文》云：仕，學也。仕何以訓為學？所謂官於大夫，猶今之學習行走耳。」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諸子學略說》）。

又曰，「不仕則無所受書」。（《訂孔上》）適按，此言古代書冊司於官府，故教育之權柄於王官。非仕無所受書，非吏無所得師，此或實有其事亦未可知。然此另是一問題。古者學在王官是一事，諸子之學是否出於王官又是一事。吾意以為，即令此說而信，亦不足征諸子出於王官，蓋古代之王官定無學術可言。

《周禮》偽書本不足據。（無論如何，《周禮》決非周公時之制度）即以《周禮》所言「十有二教」及「鄉三物」觀之，皆不足以言學術。徒以古代為學皆以求仕，故智能之士或多萃於官府。此如歐洲中世教會柄世政，才秀之士多為祭司神甫，而書籍亦多聚於寺院。以故，其時求學者皆以祭司為師。故謂教會為握歐洲中古教育之柄，可也。

然豈可遂謂近世之學術皆出於教會耶？吾意我國古代，或亦如此。當周室盛時，教育之權或盡操於王官。然其所謂教，必不外乎祀典卜筮之文，禮樂射御之末。其所謂「師儒」，亦如近世「訓道」「教授」之類耳。其視諸子之學術，正如天地之懸絕。諸子之學不但絕不能出於王官，果使能與王官並世，亦定不為所容而必為所焚燒坑殺耳。

此如歐洲教會嘗操中古教育之權，及文藝復興之後，私家學術隆起，而教會以其不利於己，乃出其全力以抑阻之。哲人如卜魯諾乃遭焚殺之慘，其時科學哲學之書多遭禁毀。笛卡爾至自毀其已著未刊之《天地論》，使教會當時竟得行其志，則歐洲今世之學術文化尚有興起之望耶？

是故教會之失敗，歐洲學術之大幸也。王官之廢絕，保氏之失守，先秦學術之大幸也。而世之學者乃更拘守劉歆之謬說，謂諸子之學皆出於王官，亦大昧於學術隆替之跡已。

太炎先生《國故論衡》之論諸子學，其精闢遠過其「諸子學略說」

矣，然終不廢九流出於王官之說。（其說有散見他書，如《孝經用夏法說》《訂孔上》諸篇）其言曰：「是故九流皆出王官，及其發舒，王官所不能與。官人守要，而九流究宣其義，是以滋長。」（《原學》）此亦無徵驗之言。

其言「官人守要而九流宣其義」，大足貽誤後學，夫義之未宣，更何要之能守？學術之興，由簡而繁，由易而賾，其簡其易，皆屬草創不完之際，非謂其要義已盡具於是也。吾意以為諸子自老聃、孔丘至於韓非，皆憂世之亂而思有以拯濟之，故其學皆應時而生，與王官無涉。諸家既群起，乃交相為影響，雖明相攻擊，而冥冥之中已受所攻擊者之薰化。

是故孔子攻「報怨以德」之言，而其言無為之治則老聃之影響也。墨子非儒，而其書言曰「義者，正也。必從上之正下，無從下之正上」，則同於「政者正也」之說矣。又言必稱堯舜古聖王，則亦儒家之流毒也。孟子非墨家功利之說，而其言政無一非功利之事。又非兼愛，而盛稱禹、稷之行，與不忍人之政，則亦庄生所謂「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者耳。

荀子非墨，而其論正名，實大受墨者之影響，諸如此類，不可悉數。

其間交互影響之跡，宛然可尋，而皆與王官無涉也。故諸子之學皆春秋戰國之時勢世變所產生，其一家之興，無非應時而起，及時變事異，則向之應世之學，翻成無用之文，於是後起之哲人乃張新幟而起，新者已興而舊者未踣，其是非攻難之力往往亦能使舊者更新。

儒家之有孟、荀，墨家之有「別墨」（別墨之名，始見《莊子·天下篇》），其造詣遠過孔墨之舊矣。有時一家之言蔽於一曲，坐使妙理晦塞，而其間接之影響，乃更成新學之新基。如莊周之言天地萬物進化之理，本為絕世妙論，惜其「蔽於天而不知人」（荀卿之語），遂淪為任天安命達觀之說（此說流毒中國最深，《莊子》書中如《大宗師》諸篇皆極有弊）。

然荀卿、韓非受其進化論，而救之以人治勝天之說，遂變出世主義而為救時主義，變乘化待盡之說而為戡天之論，變「法先王」之儒家而為「法后王」之儒家、法家。學術之發生興替，其道固非一端也。明於先秦諸子興廢沿革之跡，乃可以尋知諸家學說意旨所在。知其命意所指，然後可與論其得失之理也。

若謂九流皆出於王官，則成周小吏之聖知，定遠過於孔丘、墨翟。此與謂素王作《春秋》為漢朝立法者，其信古之陋何以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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