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國民黨高官敗逃台灣真相（第一部）
蔣經國讓經濟騰飛的政治強人
作為蔣介石的兒子，他在留蘇中代父受過，被扣為人質；建設新贛南，他鋒芒初露；赴蘇討還外蒙主權，在斯大林面前碰了一鼻子灰；赴台後扳倒政敵，初顯政治強人手腕；主政台島，改革政治，發展經濟，使台灣跨入亞洲四小龍之列，為民眾所稱頌。
小檔案
姓名字型大小：蔣經國，字建豐，俄語名尼古拉
籍貫：浙江奉化
生卒年月：1910.4.27—1988.1.13，享年78歲
畢業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學
最高職務：「中華民國」「總統」
家世：
父親——蔣介石。
母親——蔣介石髮妻毛福梅。
弟弟——蔣緯國。
妻妾子女：
妻子蔣方良，生長子蔣孝文，長女蔣孝章，次子蔣孝武，三子蔣孝勇。
情人章亞若，生子蔣孝嚴、蔣孝慈。
簡歷
1910年——4月27日，出生於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
1916年——進入本鎮武山學校。
1922年——赴上海，考取萬竹小學四年級插班學習。
1924年——進入上海浦東中學。
1925年——參加「五卅」運動，被學校開除。同年進入吳稚暉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同年赴蘇聯中山大學學習。
1926年——中山艦事件發生后，寫信批評父親蔣介石。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聲討父親蔣介石。
1928年——進入列寧格勒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學習。
1930年——被吸收為聯共（布）預備黨員。同年擔任列寧大學中國學生助理指導。
1931年——在狄拿馬電氣廠做工。
1932年——被派遣到莫斯科近郊石可夫農村進行勞動鍛煉。同年被流放西伯利亞阿爾泰金礦。
1933年——被改派到烏拉爾重機械廠擔任技師。同年晉陞為副廠長。
1935年——娶妻蔣方良。
1936年——兼任廠報主編。同年轉為聯共（布）正式黨員。
1937年——返回中國。
1938年——任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同年任江西地方政治講習院軍訓總隊長兼訓育處副主任。同年加入國民黨。
1939年——出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同年母親遇難。
1944年——任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任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
1948年——任經濟管制委員會委員。同年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
1949年——赴台，歷任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台灣國民黨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國防部副部長、部長、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職。
1975年——被推舉為國民黨中央主席。
1978年——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
1984年——任「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
1988年——1月13日，在台北病逝，享年78歲。
代父受過，留蘇12年做人質
1.豐鎬房的悲傷
20世紀10年代，在浙江省奉化縣溪口鎮蔣家祖宅豐鎬房裏，住着老少三代4人：蔣介石的髮妻毛福梅，侍妾姚冶誠，母親王采玉，兒子蔣經國。
1919年三四月間的一個周末，9歲的蔣經國正在家中玩耍，從粵軍前線歸來的蔣介石回到豐鎬房。
由於蔣介石與毛福梅關係冷漠，蔣經國自幼看慣母親遭受冷眼，心中為母親感到不平，對父親既敬畏又不滿，以致每次父親歸來，都不敢主動向父親靠近，這次也不例外。
尤其這次，蔣介石並非一人歸來，懷裏還抱着一個3歲男孩。
這個3歲男孩，頓時在豐鎬房引發一場不大不小的波動。
毛福梅雖被蔣介石冷落，但性格強硬，並不屈服，她用嘲諷的口氣說：
「怎麼，又有新人了？」
在豐鎬房雖輪不上姚冶誠說話，但她的憤怒已是一觸即發。
倒是王采玉滿臉笑容地接過小男孩，不停地在他臉上親吻。但是蔣介石說：
「這是一個朋友的孩子，他不方便撫養。」
蔣經國站在母親毛福梅身後，怯生生地看着這一切，看着父親從祖母懷裏接過小男孩，摟在懷裏。那份親熱勁，讓蔣經國十分眼熱。
蔣介石將男孩交給姚冶誠撫養，為他取名蔣緯國。從此，蔣緯國不僅成為姚冶誠的掌上明珠，更成為蔣介石的心肝寶貝。
緯國年紀雖小，卻伶牙俐齒，活潑可愛。相比之下，經國性格內向，憨厚樸實，少言寡語。蔣介石明顯偏愛蔣緯國，且毫不避諱這種感情的流露。
這不僅令毛福梅憤憤不平，就連年少的蔣經國也感到深深的失落，從此對蔣介石更加疏遠。好在有母親和祖母的疼愛與呵護，少年時代的蔣經國並不缺少濃濃親情。
此時，蔣經國正在本鎮武山學校接受傳統文化教育。他6歲入校，曾師從蔣介石的老師顧清廉，被評價為：「天資雖不甚高，然頗好誦讀。」在顧清廉之後，又在蔣介石的安排下，師從王歐聲。
有一段時間，蔣介石堅持讓蔣經國離開溪口，進入奉化縣城的錦溪學校讀書。但毛福梅捨不得蔣經國，不久便將蔣經國召回溪口。此舉激怒了蔣介石，他一氣之下將毛福梅趕回娘家，令她從此離開豐鎬房。好在毛福梅有王采玉庇護，很快又返回溪口。
蔣介石對毛福梅的苛刻和絕情，讓蔣經國心中對父親又生出一絲怨恨。
1922年，蔣介石不顧毛福梅反對，將12歲的蔣經國接到上海，入萬竹小學四年級插班學習。蔣經國由此結束了6年舊式塾館教育，進入正規學校接受新知識。兩年後，蔣經國考入上海浦東中學。
蔣經國在上海讀書期間，正值中國社會大變革時期，新思潮、新觀念猛烈撞擊著蔣經國的大腦，他像其他激進的愛國青年一樣，迫不及待地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蔣經國走出校門，加入反帝示威遊行的隊伍，結果被學校開除。隨後，蔣經國北上赴京，在蔣介石介紹下，進入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所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他沒有接受之前的「教訓」，毅然加入反對北洋軍閥的示威遊行中，結果被北京警察局關押了兩個星期。
重獲自由后，憤怒的蔣經國毅然南下，前往革命發源地：廣州。
蔣經國赴粵，不僅是探望父親，更是為留學蘇聯而來。此時正值國共合作高潮，蘇聯和共產國際為支援中國革命、紀念中國革命先驅孫中山，創辦了莫斯科中山大學，為國共兩黨培養革命幹部，黃埔軍校正在選派學生赴蘇留學。
蔣經國此前之所以學習俄語，便是為赴蘇作準備。
早在離京前，得知蔣經國有留蘇打算，吳稚暉曾極力勸阻。
「你去俄國做什麼？」
「學習革命經驗。」
「革命就是造反，難道你不怕掉腦袋？」
「不怕！」蔣經國態度堅定。
「革命不是你想像的那麼簡單，你千萬不要一時衝動，還是好好考慮一下吧。」
然而兩周后，蔣經國告訴吳稚暉，他主意已定，絕不更改，吳稚暉無可奈何。到廣州后，蔣介石也不同意蔣經國赴蘇，卻經不住蔣經國一再請求，最後才勉強答應。
於是，蔣經國告別母親毛福梅后，與黃埔軍校選派的留蘇學生一起，於1925年10月19日從廣州起程，向莫斯科進發。
這一年，蔣經國15歲。
令蔣經國與毛福梅都沒想到的是，母子此一別竟然是12載！
2.留蘇被扣的災難
與蔣經國一起來到中山大學的中國學生有300多名，其中包括蔣經國在內的30人，是蘇聯顧問鮑羅廷推薦的國民黨要員子弟。蔣經國與另外21名同學編為一班，開始學習俄文、歷史、哲學、經濟地理、列寧主義、軍事科學等課程。
在這裏，蔣經國有了自己的俄文名字——尼古拉。
蔣經國學習勤奮刻苦，各方面表現都十分出色，很快引起中山大學蘇共黨支部重視，吸收進入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共預備黨員。年僅15歲的蔣經國，還多次被推薦為中山大學學生代表，參加各種集會，發表演說，備受矚目。
就在蔣經國的留學生活順利進行的時候，1927年，蔣介石在中國國內製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蔣經國無法理解父親的行為，一時憤慨不已，公開斥責蔣介石：
「我今天不是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而是作為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兒子來講話……蔣介石作為一個革命者，他已經死了，他已經走向了反革命。蔣介石是我的父親，曾經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現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們的敵人。以後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蔣經國的公開聲明，很快出現在蘇聯各大報刊上。4月24日，漢口《人民論壇報》也刊登了蔣經國的公開聲明。
蔣經國還給母親毛福梅去了一封信，表示：
「母親多年不幸的遭遇，做兒的非常清楚。只要一提起家裏的事，我心中便充滿了難以形容的煩惱和痛苦。從今天起，我決不再寫信，如果有天我回到家，我答應母親，哪裏都不去，一定先到溪口來看望您。」
兩個月後，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蘇共決定遣返國民黨籍的中國留學生。蔣經國懷念母親，迫切希望回國。但幾經申請，卻未獲批准，作為蔣介石的兒子，斯大林不會輕易放他回國。
此時中山大學第一屆留學生已經畢業，17歲的蔣經國被編入蘇聯紅軍第一師，開始了摸爬滾打的軍隊生活。一年之後，蔣經國以優異的成績結束了這段義務兵訓練。但是，仍然回國無望。
幾經奔走求告，共產國際才決定讓他進工農紅軍軍事政治學院進行深造。然而，1930年畢業后，所有同學都走上了工作崗位，蔣經國仍在困頓中徘徊。蘇共將他當做「人質」，既不重用也不放行，以致他工作無望，生活無著，不得不靠給報刊寫稿賺取微薄稿費維持生計，最後好不容易被安排到一個參觀團任助理指導。
這個參觀團成員都是列寧學院的中國畢業生，為了讓他們回國后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巨大成就，蘇共特地為他們安排了這次旅行參觀考察。一年後參觀考察結束，蘇共及時為蔣經國安排了工作——到莫斯科郊外狄拿馬電氣廠當學徒工。
一個軍政學院的畢業生到電氣廠當學徒工，蔣經國沒有怨言，老老實實地到工廠幹活。但次年又因得罪了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負責人王明，被下放到莫斯科近郊石可夫農村進行勞動鍛煉。
當時蘇共黨內正在進行着無休無止的政治鬥爭，斯大林給一個個政敵戴上形形色色的帽子，或驅逐出境，或投入監獄，或執行槍決；並在持續不斷地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將一批批的無辜者打成階級異己分子、反黨分子、反革命分子、托派分子等，或槍斃或流放。
蔣經國有至少兩個罪名，其一，由於蔣介石反共並在國內「圍剿」紅軍，作為蔣介石的兒子，他應該為父親承擔罪名；其二，他在中大時聽過托洛茨基講課，並公開稱讚托洛茨基的課講得好，他理所當然地成為「托派分子」。
這兩項罪名中的任何一項，都足以置他於死地。中共駐共產國際代錶王明曾給蘇共及共產國際寫信，要求把蔣經國流放到北極圈附近的西伯利亞勞改營。那是個人人都知道的有去無回的「死地」。
或許，作為「人質」，蔣經國還有利用價值；或許，作為蔣介石的兒子，蘇共還有所顧慮。總之，蔣經國的流放地最終沒有定在北極圈附近的西伯利亞勞改營，而是改為西伯利亞阿爾泰金礦。
這裏同樣是一座冰天雪地里的勞改營，氣溫在零下40攝氏度，由荷槍實彈的士兵看守，各種各樣的政治犯在這裏做礦工，干著牛馬般的重體力活，遭受着非人的待遇。他們沒有行動自由，沒有說話自由，沒有通信自由。
這是一座暗無天日的魔窟，很多人在這裏喪生。
3.異國的患難夫妻
在阿爾泰金礦的政治犯中，蔣經國是幸運的，他流放此處僅僅半年，不知蘇共出於何種目的，又將他調走了。
總之，蔣經國恢復了自由。這是1933年春末，他被改派到烏拉爾山東側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在烏拉爾重機械廠做工，後由技工晉陞為技術師，又晉陞為副廠長。
就是在這裏，他結識了相伴一生的妻子——蘇聯少女芬娜。
兩人的相識頗具戲劇色彩。
那是一個晚上，蔣經國在工廠加班后回宿舍，途中見一名大漢攔住一名少女去路，欲圖謀不軌。蔣經國立即上前為少女解圍。
大漢見蔣經國個頭矮小，不以為意，不料一交手即落下風。蔣經國三兩下便將大漢解決。
少女對蔣經國非常感激，自我介紹說：
「我叫芬娜，剛剛進廠，謝謝你幫助了我。」
「沒什麼，我叫尼古拉。」
蔣經國這才注意到少女金髮碧眼，皮膚白皙，容貌姣好，不由得為之心動。後來在工廠中遇見芬娜，便對她格外留意。兩人在工作接觸中，慢慢熱絡起來。
芬娜父母雙亡，是一個孤兒。她雖然是蘇聯人，但在這個國度里，如被當做人質的蔣經國一樣，無依無靠。兩人同病相憐，遇到事情，都會盡心幫助對方。如此天長日久，愛情的種子在兩人心中發芽生長。
蘇聯對於異族通婚是十分開通的，當兩人提交結婚申請后，很快便獲得批准。
1935年3月的一個傍晚，在烏拉爾重機械廠工人俱樂部里，蔣經國與芬娜舉行了簡單的婚禮。
蔣經國身着西裝，打着紅領帶，微胖的臉頰因興奮而泛紅。他筆直地站立着，深情地望着身邊異常美麗的芬娜。
芬娜身穿色彩亮麗的連衣裙，金色的頭髮被綠色發卡攏成一束，白皙的臉上略施粉黛，更顯迷人。她小鳥依人般站在蔣經國身邊，滿臉幸福。
在工友的歡呼聲中，樂隊奏起激昂的《國際歌》，大量紙屑花從天而降，蔣經國和芬娜被簇擁著登上花團錦簇的舞台。
在工友們的祝福聲中，兩人大婚告成。
結婚當年，芬娜便生下長子愛倫，即蔣孝文。次年又生下長女愛理，即後來深受蔣介石和蔣經國喜愛的蔣孝章。
當時生活異常困苦，夫妻倆只有一間僅能容納一張床的小房間。蔣孝文在12月出生，氣溫在零下40攝氏度，出生后凍得哭不出聲來，眼看難以成活，情急之中，蔣經國脫下身上的大衣，剪下一大塊呢子布料，將嬰兒包裹起來，才使他得以存活。
生活的窮困更是難以想像，窮得甚至連一塊肥皂都沒有，為了給嬰兒洗尿布，蔣經國在極端無奈中拿過別人的肥皂，儘管後來設法買了一塊歸還失主，但蔣經國心中異常痛悔，很長時間為此事耿耿於懷。
儘管生活艱難，但夫妻恩愛，心情愉快，到蘇聯10年，蔣經國總算有了幸福的小家庭，過上了安定的生活。
然而，在斯大林統治的這個國度里，在接連不斷的政治鬥爭和愈演愈烈的「大清洗」中，任何的疏忽都有可能在瞬間將你從天堂推進地獄。因此，對於蔣經國來說，即使這一點點天倫之樂的幸福，也是短暫的。
1936年6月，蔣經國突然被撤銷了副廠長、《重工業報》主編的職務，莫名其妙地被剝奪了工作權利，成了賦閑在家的無業人員。
這毫無預兆的變化，令蔣經國如墜五里雲霧之中。
4.西安事變現轉機
蔣經國沒有想到，給他帶來此次災難的原因，竟是因為一封家書。
蔣經國結婚後，想把這個喜訊告訴國內的父母，但考慮到從郵局正常寄信會受到檢查，擔心信被扣住，便想託人帶信。得知一個陳姓華僑準備回國，便寫好家書並籌措一點旅費，一起交給陳姓華僑。
原以為父母會收到這封信，沒想到託人帶信並不安全，陳姓華僑尚未到達邊境，便被蘇聯特工抓到，蔣經國的家書被搜出，隨即送回莫斯科，好在家書中沒有違禁內容，否則等待蔣經國的絕不僅僅是失業。
在此後半年的時間裏，蔣經國沒有分文收入，朋友們都被迫遠離了他，只剩下妻子兒女，一家人的生活靠芬娜一人微薄的工資支撐。芬娜對此毫無怨言，一有時間便安慰蔣經國，希望他能開心一點。
其間，王明曾召見蔣經國，對他說：
「中國方面，謠言四布，說你已被捕，你應該寫封信給你母親，說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蔣經國被逼無奈，只好按王明的要求，寫下題為《獻給母親的信》的文章。在文章中，他再次對蔣介石進行批判：
「我對他非但毫無敬愛之意，反而認為應予殺戮」，因為他「前後三次叛變，一次又一次出賣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他是中國人民的仇敵」。
但這一次的批判，卻不同於1927年對父親的批判。1927對父親的批判是發自內心的，而如今在蘇聯十餘年，對蘇共的政治運動有了切身感受的他看法有了改變。
他的這封信在1936年1月發表在列寧格勒《真理報》上，通過蘇聯新聞媒體廣為傳播，讓蔣介石十分難堪。
但這封信並沒有改變蔣經國的處境，直到西安事變之後，他的命運才出現轉機。1936年12月下旬，蔣經國病倒了，為了讓病中的蔣經國排遣寂寞，芬娜下班後來到工廠門衛收發室，想借幾份報紙給蔣經國看。但收發室的大鬍子老人說：
「報紙是給車間的，不能借給個人。」
芬娜自然知道收發室的報紙不外借，但為了蔣經國，她只好哀求說：
「尼古拉病倒了，非常想看看《真理報》，求求您師傅……」
老人聽說是尼古拉要看報紙，頓時心軟了，嘆了口氣，拿出幾份報紙遞給芬娜。
蔣經國見芬娜拿回報紙，趕緊從病床上爬起來，接過報紙，急切地翻閱起來。當他看到12月20日蘇聯《真理報》刊登的《張學良、楊虎城發起兵諫，蔣介石在驪山被囚》的消息時，登時驚愕不已。
如果蔣介石發生什麼意外，那麼他一切的希望都將破滅了。蔣經國的心隨着「西安事變」的消息在下沉。
在絕望中，他又看到《消息報》上的一條消息，不由得眼前一亮，原來「西安事變」已經和平解決，蔣介石已在12月25日被張學良親自護送返回南京。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讓蔣經國看到了結束人質命運的契機，他不顧一切地從病床上爬起來，再次給父母寫信，希望能與父母取得聯繫。由於擔心信被王明或蘇聯內務部扣留，親自趕到莫斯科，委託一個在郵局工作的朋友辦理此信的寄發。
與此同時，他直接給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和蘇共總書記斯大林寫信，要求回國。
而斯大林出於本國利益的考慮，對西安事變的態度，也是希望和平解決，國共合作，一致抗日，並在西安事變發生之初，給中共發出和平解決兵諫的指示。
因此，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後，蔣經國回國，已為期不遠。
5.12年後回故土
自1925年赴蘇留學到1937年，蔣經國已經在蘇聯漂泊了整整12年。他思念母親毛福梅，無時無刻不在盼望回歸故鄉。毛福梅對兒子的思念更甚，每每見到蔣介石，毛福梅都會憤怒地質問蔣介石：
「還我兒子！你什麼時候還我兒子！」
1936年，蔣廷黻出任中國駐蘇大使時，蔣介石再三囑咐他，赴蘇后尋找蔣經國，設法將他接回國。蔣廷黻將此事告知蘇聯外交部次長史脫尼可夫，請他代為查尋。
1937年年初，斯大林終於同意放蔣經國回國。蔣經國得訊后欣喜若狂，立即前去拜訪蔣廷黻。這是在一個夜晚，蔣廷黻還在為蘇聯外交部對於查找蔣經國遲遲沒有答覆而焦急，蔣經國突然自己找上門來，令蔣廷黻喜出望外。
見到蔣廷黻，蔣經國開門見山說出自己的憂慮。
「你認為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
「委員長渴望你能回國。」蔣廷黻回答道。
「可是我沒有護照，沒有錢……」
「這個你不必擔心，我會為你安排一切。」
「我已和一位蘇聯小姐結婚，而且已經有了孩子，我父親會不會接受？」
「委員長不會介意此事。」蔣廷黻肯定地回答。
消除了所有顧慮后，蔣經國又問：
「我應該給委員長和夫人帶一些禮物，可不知帶什麼好。」
在蔣廷黻的建議與幫忙下，蔣經國為父親蔣介石買了一套烏拉爾黑色大理石制的桌上小飾品，給宋美齡買了一件波斯羊皮外套。
3月25日，蔣經國攜妻子芬娜和一雙兒女，乘火車從莫斯科起程，向闊別已久的祖國進發。
在出發當天，蔣經國曾在大使館安排的房間里寫下一篇日記：
「今天我要離開莫斯科了，早晨5時起床，從我的房間望出去，可以看得見克里姆林宮，同我在12年以前所看見的克里姆林宮，差不多完全一樣，不過幾個教堂頂上的雙頭鷹，已經看不見了，現在所能看見的，是由寶石製成的五角星……莫斯科的商業非常興旺，新的大商店很多，但是無論什麼時候，商店中的人都非常擁擠。今日領護照、買車票，一直忙到開車。下午兩點鐘，在北火車站搭第二號西伯利亞快車離開莫斯科。蘇聯——再會！」
4月初，蔣經國攜妻子兒女乘坐蘇聯輪船「馬特洛索夫號」抵達香港，一下船，便看到蔣緯國和一批前來迎接的中國官員。
蔣經國赴蘇時，蔣緯國只有9歲，12年不見，蔣緯國已長大成人，英俊瀟灑，而他自己，也已拖家帶口。闊別已久的兄弟緊緊抱在一起，蔣經國感受到了久違的親情。
4月19日，蔣經國一家四口乘船抵達上海，委員長侍從室主任和杭州市長親自到碼頭上迎接，幾人在保鏢的護送下，乘坐火車抵達杭州。此時蔣介石正在杭州，蔣經國以為很快就可以見到父親，然而全家人被安排住下后，等了好幾天卻不見動靜。
為什麼蔣介石不肯見他呢？
蔣經國為此十分鬱悶……
歷練人生，建設新贛南創佳績
1.拜見一父二母
事實上，對於蔣經國的歸來，蔣介石比任何人都欣喜，他在蔣經國歸來的當天，就在日記中寫下：
「先母在天之靈，一定欣慰經國歸來。」
但蔣介石卻故意不見蔣經國，其中緣由，負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工作的陳立夫了解得比較透徹。蔣經國在杭州等不到父親召見，只好到南京拜訪闊別多年的長輩和好友，在陳立夫這裏，他得到了答案。
「你現在還是共產黨員，而且你以前兩次公開罵過委員長。委員長雖然迫切想見你，但礙於面子又不能輕易見你。你最好先寫個信給他，向他彙報你已經不是共產黨員。」
在陳立夫的提醒下，蔣經國提筆給父親去信。終於在苦等兩周后，父子倆在杭州市國民政府主席別墅進行了會面。
見到父親，蔣經國首先雙膝跪地，向父親行三叩首之禮。這是奉化溪口的風俗，也是蔣家的規矩。
一別12年，蔣介石已年屆50，蔣經國也已從15歲的少年長成27歲的成年人，父子相見，都禁不住地眼含熱淚，過去種種的不愉快也已煙消雲散。蔣介石扶起兒子，問：
「今後有什麼打算？」
「願在政治、工業間，擇一而為。我有一些主張，希望有機會實行，我不懼怕艱苦，願意在最艱難的條件下，嘗試推行我的理想。」
蔣介石聽了，滿意地點點頭，連連說：
「好，好，你且先去溪口看望阿娘，休整一段時間，回來再談論你的工作，來日方長。」
隨後，蔣經國拜見了宋美齡，稱宋美齡為「媽媽」，並讓芬娜帶兒子、女兒與蔣介石和宋美齡見面。
宋美齡見蔣經國態度恭敬，十分滿意。她注意到蔣經國夫婦行李破舊，芬娜只有兩三套普通衣服，便悄悄塞給蔣經國一把鈔票，足有10萬元之多。
拜見了父親和繼母，蔣經國選擇4月27日（農曆三月十八）自己生日這天，帶着妻子兒女返回奉化溪口，拜見母親毛福梅。
下午2時左右，蔣經國乘坐雪佛來小汽車來到蔣家祖宅——豐鎬房，此時豐鎬房已被圍得水泄不通，溪口鎮的村民們都跑來迎接蔣經國。
在迎接人群里，蔣經國卻沒有見到母親毛福梅。
原來，毛福梅想試試蔣經國是否能認出她，與十來個同齡婦女坐在客廳里，等待蔣經國認母。
被鄉親們簇擁著來到客廳，蔣經國一眼便看到了母親，他急步上前叫了一聲「姆媽」便「撲通」一聲跪在母親面前，放聲大哭。
毛福梅更是悲喜交加，母子倆抱頭痛哭，在場所有人都為之動容，忍不住陪着母子倆流下激動的淚水。
在蔣經國一家四口回溪口之前，蔣介石為芬娜取了一個中國名字：芳娘。毛福梅認為晚輩叫「娘」不合體統，便將「娘」改為了「良」，最後改名為蔣方良。
在回到家鄉的第三天，蔣經國按照家鄉風俗，和蔣方良補辦了婚禮。
蔣介石讓蔣經國回鄉，本就有此意，同時準備讓蔣經國在溪口住一段日子，一方面讓他在家盡孝，填補毛福梅多年的孤寂；另一方面讓這個受蘇共「毒害」至深的兒子，在家鄉安靜的環境裏「洗心革面」，修身養性。
於是，補辦婚禮后，蔣經國一家四口住進武嶺頭文昌閣小洋房別墅，按照蔣介石的指示，蔣經國開始重新接受中國傳統的倫理道德教育。同時，蔣經國還要向蔣介石寫一份詳細的《旅俄報告》，糾正對旅蘇生活的認識。
蔣經國的學習，一直持續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由於日軍攻佔上海、南京，杭州頻繁遭受敵機轟炸，溪口也變得不再安寧。
此時蔣介石駐節廬山，為保證安全，他讓蔣經國內遷江西南昌居住。
1938年1月，蔣經國攜帶妻兒，辭別母親，登上專車，在蔣介石侍從室第一組組長袁廣陛等警衛人員的武裝保護下，平安抵達南昌。
2.一張合格答卷
蔣經國到達南昌后，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為借「太子」自重，考慮再三，任命蔣經國為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這一職務原由熊式輝的侄子熊斌擔任，為了給蔣經國倒出位置，熊斌被調任保安處參謀長，但仍掌握實權。
於是，原本就屬於清閑機關的保安處，上有處長，下有參謀長，蔣經國這個副處長除了每日簽到、看報以外，幾乎無事可做。
蔣經國是個閑不住的人，同時心懷抱負，總想一展身手，有所作為。在保安處辦公室里他無處伸展，就想到南昌街頭到處走走，管管閑事。
一般國民黨軍官都身着軍裝，走到哪裏都高人一等，但蔣經國很少穿軍裝，他喜歡穿「夾克」式短上衣、漏斗形馬褲，頭戴鴨舌帽，手握皮鞭，足像個賽馬場上的騎士。
蔣經國性格直率、隨和，毫無官架子，他走到哪裏問到哪裏，喜歡和青年一起唱歌、談心、打球、賽跑，絲毫沒有身份顧忌。
蔣經國愛管閑事，走到哪裏，就把閑事管到哪裏。那時南昌離前線不算太遠，城內有很多從江北逃來的難民，地方當局雖然設立了十幾個難民收容所，但根本不夠用，南昌大街小巷、屋前房后隨處可見難民。
有一天，蔣經國和留蘇同學徐君虎路過一個難民收容所，蔣經國進去看了看，發現收容所不僅房屋破爛，而且屋裏連床鋪都沒有，地面上髒亂不堪，難民橫七豎八躺在地上，把房間擠得滿滿的。
屋裏放着茶桶，揭開桶蓋一看，裏面卻沒有水。蔣經國一時氣憤不已，立刻找來收容所所長：
「這算什麼茶桶，不僅沒有茶，連白開水都沒有！天氣這麼熱，難民們連口水都喝不上，你讓他們怎麼活下去！」
所長認得蔣經國，不敢頂嘴，趕緊安排人整理屋子，並將茶桶倒滿茶水。
由於蔣經國愛管閑事，而且做事認真，凡事一追到底，尤其痛恨官員貪污腐敗，遇到大的問題自己無法解決，往往直接找到熊式輝，而這些貪腐人員往往又和熊式輝沾親帶故，讓熊式輝左右為難。
為了甩掉蔣經國這個包袱，熊式輝特地設立新兵督練處，任命蔣經國為處長，負責訓練新兵。
蔣經國欣然領命，選定南昌東南臨川溫泉訓練新兵，先調集4個團兵力進行訓練，打算練好這4個團，編入正規軍，再繼續調訓。
以前訓練新兵，採取的方法是將近百名新兵關在一間大房子裏，不允許他們隨意進出，像對待犯人一般。因此，許多新兵受不了這種「管制」，逃跑的事層出不窮。
蔣經國為了改變這種現象，將溫泉周圍七八個村子全部劃歸督練處管轄，允許新兵在這個大範圍內自由活動；同時各團每連都設有「中正室」，內有書、報、棋子，室外設有球場，這樣，新兵練兵之餘，可以看書看報下棋打球，精神生活得到滿足。
物質方面，蔣經國不僅讓士兵吃飽穿暖，每隔幾日，還要用公家汽車到外地採購比較便宜的雞鴨魚肉，給新兵改善生活。
後來，蔣經國將督練新兵的過程，編成一本《溫泉練兵實紀》，既作為他練兵的成績，同時也是他向蔣介石上交的「考試答卷」。
蔣介石對他初出茅廬所取得的成績，感到非常滿意。
也正因為蔣經國練兵成績卓然，李宗仁想成立學生軍時，建議蔣介石讓蔣經國當軍長；蘇聯援助中國抗戰，贈送了一批新式武器，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何應欽想用這批武器成立機械化師，也向蔣介石建議讓蔣經國擔任師長。
但蔣介石考慮到蔣經國不到30歲，擔任軍長師長不符合軍官任用條例，因而沒有答應。
這時，熊式輝建議，派蔣經國赴贛州擔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蔣介石認為從地方基層做起是培養人才的好辦法，欣然應允。
於是，1939年6月，蔣經國出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兼保安司令。
3.豐鎬房遺恨
蔣經國初到贛州時，毛福梅曾隨他在贛南住過幾天。但由於蔣經國新官上任，百廢待興，平日裏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更沒有時間陪伴母親。
毛福梅感到無聊，便要求蔣經國送她回鄉，蔣經國拗不過母親，只能依從。
後來，蔣經國多次要接毛福梅赴贛團聚，但毛福梅不願離開豐鎬房。最後一次，蔣經國夫婦帶着兒子一起跪在毛福梅膝前，央求她赴贛。蔣經國聲淚俱下地說：
「姆媽若不同意，我們就長跪不起。」
毛福梅只好答應兒子的請求，但就在她定好起程日期、收拾行裝時，鄉親們聽到消息，紛紛來到豐鎬房。由於毛福梅多年來賢德行善，關心鄉人疾苦，深得鄉人敬重，鄉親們跪在豐鎬房內外，懇求毛福梅不要離鄉。毛福梅被鄉親們的深情所感動，決定留在溪口，與鄉親們在一起。
隨着戰火蔓延，日寇一天天逼近奉化，溪口危在旦夕。蔣經國一次次發急電催促母親赴贛，並準備派表兄宋繼修前往溪口迎接。
但蔣經國怎麼也沒想到，他再也沒有機會接出母親了，在表兄宋繼修尚未動身之時，不幸已降臨到毛福梅身上——
1939年12月12日，日寇轟炸溪口，以豐鎬房為主要轟炸目標之一。
當時毛福梅已經逃出豐鎬房，發現沒帶鑰匙，又返回房內取鑰匙。不想當她再次跑出後門，路過後牆弄口時，3枚炸彈從天而降，在她周圍爆炸。
與她同時遇難的，還有擔任豐鎬房賬房的外甥宋漲生和其他六七人。
毛福梅被炸后，鄉親們並不知情，以為她去了親友家，四處尋找了近兩天，仍不見蹤影，這才想到豐鎬房後門被炸，牆壁倒塌的地方很可疑，挖開瓦礫，發現了毛福梅的遺體。
毛福梅遺體情狀極慘，大腿裂斷，腸子外流，估計是負傷后被壓在倒牆下窒息而亡。
在毛福梅下落不明時，蔣經國在贛南接到家中急電：「豐鎬房被炸，太夫人下落不明。」蔣經國心急如焚，立即乘車返鄉，轎車由兩名司機輪流駕駛，日夜兼程。
蔣經國趕回溪口時，毛福梅的遺體已經過整理、化妝，停放在摩訶殿。
按照奉化風俗，凡死於室外之人，皆不可在家堂或家祠停屍。毛福梅生前念經禮佛、施僧放齋多在摩訶殿，與摩訶殿自有不解之緣，如今停屍在此，想必其在天之靈也會有所安慰吧。
蔣經國下車后，直奔摩訶殿，三步並作兩步衝到母親靈前，撲通跪倒在地，撫屍慟哭，幾度昏厥。
「都怪我，都怪我，我已準備派人來接，結果稍遲數日，導致姆媽遇難，哀悔終身！」
從昏厥中醒來，蔣經國邊說邊哭，哀慟不止，他向鄉人索要紙筆，含淚寫下「以血洗血」四個大字，令人刻於石碑，立於母親罹難之處，發誓要對日本侵略者報殺母之仇。
由於蔣經國不忍心草草處理母親後事，因而打算將毛福梅靈柩暫厝摩訶殿，待時局稍稍穩定后，再為母親辦理喪事。
蔣經國將這一想法告知蔣介石，得到的回復是：「鑒於戰局動蕩，總以入土為安。」
無奈，蔣經國只能在有限的時間裏，盡最大努力料理母親後事。他請來多名風水先生踏勘風水寶地，但遲遲找不到合意之處。這時，一位叫楊壽祺的先生說：
「高山見平地有大地，平地見高峰也有大地。」
於是，蔣經國決定聽從繼任豐鎬房賬房的唐瑞福的建議，將母親葬於摩訶殿所在地松養園。
但蔣經國的舅舅毛懋卿等人不同意如此安葬毛福梅，他們認為，無論如何毛福梅都是蔣介石的髮妻，終歸要與蔣介石合葬，還是暫厝摩訶殿為好。
娘家舅的話總是有分量的，尤其蔣介石一向重鄉情、鄉俗，且在此時局不安定之際，不想為此事引起紛爭，當蔣經國再次發電請示時，蔣介石即表示同意。
得到父親的首肯，蔣經國便將母親靈柩暫厝摩訶殿。
1940年，蔣經國在贛州舉行了盛大的「蔣母毛太夫人追悼大會」，並在贛江之上建造「忠孝橋」，追思母親。
而毛福梅的喪葬大事，一直到1947年冬，才由蔣經國親自操持辦理。
墓地選在摩訶殿前側，這裏是毛福梅生前禮佛誦經之處，是她極為喜愛的一個地方。周圍長有幾株千年香樟，綠蔭如蓋，林木茂盛，是一塊風水寶地。
毛福梅之墓，乃一圓形黃土墳，周圍以淡紅色石塊砌成，正面豎一塊約2米高的石碑，刻有「顯妣毛太君之墓」，是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的手筆，落款處題有「男經國敬立」。
至此，毛福梅入土為安，蔣經國總算完成了他的心愿。
4.建設新贛南
事實上，蔣經國在贛州所任行政督察專員這個職位，權力並不大，對於所屬11縣縣長，只能督察不能指揮，更不能任免。尤其贛南軍閥、土豪、劣紳當道，省政府對這個化外之地一直頭疼不已。
在蔣經國抵達專署所在地贛州米汁巷接事時，前任留給他的只有一顆官印。蔣經國自然知道這是個爛攤子，但他就是一個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在蔣介石的支持下，他雷厲風行，採取了一系列強硬措施。
他提出「除暴安良」的口號，打擊地方惡霸，恢復地方秩序；嚴懲貪污，整飭吏治，提倡「公僕」精神；厲行禁煙、禁賭、禁娼，改良社會風氣。
當這一系列新舉措初見成效后，在1940年1月春節座談會上，蔣經國又提出「推行新政治，建設新贛南」的口號，表示要以「吃苦、冒險、創造」的偉大精神，建設三民主義新贛南，做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
蔣經國將這「五有」口號刷寫在街頭巷尾的牆壁上，尤其是汽車站、輪渡碼頭等公共場所的牆壁上，使之家喻戶曉。
為實現「五有」目標，蔣經國首先公佈「建設新贛南」三年計劃（1941年—1943年），提出建設新贛南五大目標、人民的義務與權利、新贛南精神建設五大目標、新贛南人四大要件、理想政治、現代國民、新的人生觀、新贛南家訓、官民合作公約等九項具體措施。
蔣經國稱，這些措施體現了中國將來應走的理想路線，他要將中國未來的建設，在贛南首先獲得實驗。
在「三年計劃」取得一定成效之後，蔣經國后又擬定一個「新贛南建設五年計劃」（1944年—1948年）。「五年計劃」的特點是：
一、全面性的國民經濟建設；
二、革命性的改造社會建設；
三、群眾性的社會勞動建設；
四、創造性的現代科學建設。
由於日軍侵犯贛南，這個「五年計劃」最終沒能得以實施。但無論如何，贛南在蔣經國的整頓治理下，確實出現了新氣象，贛南民眾譽蔣經國為「蔣青天」，前來贛南參觀者絡繹不絕。
蔣介石對蔣經國取得的政績也十分滿意，他曾在1942年6月19日給蔣經國寫信說：
「兒任專員已是三載，人民愛戴，建設進步，時用快慰！惟人生立志全在日新月異，自強不息；切勿因譽生驕，蓋善始者是繁，而克終者甚寡，不能不深警惕，勉為人子也。」
蔣介石雖對蔣經國取得的政績欣慰不已，但對蔣經國的私生活卻心懷不滿。
因為此時，蔣經國身邊多了一個「蔣夫人」——章亞若。
章亞若比蔣經國小3歲，出生在江西永修吳城鎮，后隨父母來到省城南昌，從小跟隨國學根底深厚的父親學習古詩詞以及書法繪畫，頗具領悟力。7歲時，在聽了曹植「七步詩」的故事後，小亞若竟也仿照曹植，七步吟出：
「春蘭桃李意芬芳，夏荷秋菊美家鄉，寒冬臘梅開過後，又是幽蘭放清香。」
這首詩將章家五姐妹的名字：懋蘭、懋桃、懋李（章亞若）、懋梅、幽蘭的名字全部嵌了進去，父母聽后驚喜不已。
稍大時，章亞若被父親送入省城教會學校——寶岺女中，開始接受數理化音體美的西式教育。在學校里，她成績名列前茅，不僅詩詞文章做得好，而且能歌善舞、擅長演講，是寶岺女中的風雲人物。
15歲時，由父母做主，章亞若嫁給比自己大3歲的表哥唐英剛。唐英剛和章亞若性格相去甚遠。當時，唐英剛在南昌高等法院就職，為人拘謹保守，舉手投足溫文爾雅，書生氣十足。在新舊時代的交替中，他一直保持着傳統士人的本色。
章亞若則不然，她不甘做一個三從四德的舊式女子，處處追求新潮，不僅燙髮描眉、身着流行服裝、腳蹬高跟鞋，到南昌高等法院上班，而且作風開放，交遊廣闊，經常出入各種酒會、舞場，身旁亦不缺乏追求者。
唐英剛無法接受章亞若的張揚與開放，經常對她大加指責，並限制她外出。章亞若自然不會聽憑丈夫管束，兩人關係出現裂痕，並且隨着時間推移，裂痕越來越深。
在一起生活8年後，1936年的一天，章亞若和唐英剛發生激烈爭吵，在極度痛苦中，唐英剛採取極端措施，自殺身亡。然而，唐英剛的自殺並沒有換來章亞若的痛惜與悔悟，她將兩個兒子唐遠波、唐遠輝交給婆婆撫養，自己搬回娘家長住。
1939年年初，日軍攻至南昌城外，章亞若和弟弟妹妹隨母親逃到贛州避難。開始，他們靠從南昌帶來的錢財過日，但錢財有限，總不能坐吃山空，於是章亞若決定外出工作，解決家用。她在蔣經國主事的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找到一個職位。
也正因如此，蔣經國與章亞若的人生出現交叉，他們因工作相遇，展開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戀……
5.准夫人章亞若
章亞若能夠進入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源於她主動給蔣經國寫的一封信。那是一封求職信，字體娟秀，蠅頭小楷頗見功力，語氣如泣如訴，哀婉動人。
蔣經國看過信后，頗為感動，他找到專員公署秘書徐君虎，讓他找章亞若了解一下情況，看能否幫忙。
但徐君虎約見章亞若的時候，章亞若的打扮讓徐君虎大跌眼鏡：只見她一頭大波浪捲髮披至肩頭，身着鮮艷的紫色碎花旗袍，旗袍上鑲有咖啡麥芽滾邊，腳踩白色半高跟皮鞋，這個形象與出入專員公署的官員及工作人員大相徑庭。
徐君虎向蔣經國彙報約見情況后說：
「章小姐工作經歷有限，無突出特長，又比較花哨，恐怕難以在專員公署里安排工作。」
但蔣經國被章亞若的信所打動，他對徐君虎說：
「她文化程度不低，倒是可以去公署圖書館整理書報資料。」
於是，徐君虎按照蔣經國的吩咐，通知章亞若到專員公署上班。
章亞若十分珍惜這次工作機會，就職后處處勤勉自律。當時日機經常對贛州進行空襲，每次空襲后都炸得滿目瘡痍，死傷無數。為處理空襲后救護事宜，專員公署特地組織了一個救護隊，由公署成員義務參加。
章亞若主動報名加入救護隊，每次空襲后都立即投入工作之中，幫助抬送病號、包紮傷員，跑前跑后，時常弄得一身血跡，疲憊不堪。
章亞若這種工作精神，引起蔣經國的注意。蔣經國曾在一次例會上，公開表揚了章亞若。
在贛州穩定下來后，章亞若將兩個兒子接過來，為了更好地工作和生活，她將曾結過婚的事實隱藏起來，要兩個兒子叫她「三娘」。年幼的兒子並不明白怎麼回事，乖乖聽從了母親。
章亞若工作不久，便被調到「抗日動員委員會」擔任文書，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她與蔣經國的接觸日漸增多，兩人漸漸產生感情。
此後，章亞若被選入「三青團江西支團部幹部訓練班」學習，學習結訓后，章亞若返回公署，擔任蔣經國的專職秘書，兩人感情隨之進入高潮。
由於章亞若善解人意，不僅成為蔣經國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也成為他生活中的內助，令蔣經國對她十分依賴，蔣經國甚至連秘不示人的留蘇日記手稿，也交給章亞若閱讀，讓她了解自己昔日的苦難。
毛福梅去世后，蔣經國悲痛之餘，將母親生前最喜愛的一床綉有鴛鴦圖案的灰色絲質被面留做紀念，後來將這床被面送給了章亞若，足見章亞若在他心中的分量。
蔣經國經常在閑暇之時與好友同人喝上幾杯，高興時往往控制不住喝多，以致醉倒。好友同人的勸阻都不起作用，只好陪着他一喝到底。但自從有了章亞若，情況就不一樣了。
每次蔣經國與好友聚會，章亞若便會出現在酒桌上。每當蔣經國不願放下酒杯的時候，章亞若便會笑盈盈地在一旁低聲相勸，要他「為健康着想，節制酒量」。蔣經國會立即放下酒杯，不再喝了。
這讓蔣經國周圍的人感到不可思議，想不到蔣經國這樣的政治強人，竟對章亞若這樣的嬌小女子言聽計從。
當時，章亞若住在贛州城江東廟附近的一幢舊式宅院中，每隔一兩天，蔣經國便會深夜造訪。
由於蔣方良經常到重慶看望公婆，當蔣方良不在時，章亞若便會來到花園塘專員官邸幫忙照顧蔣經國的一雙兒女，在這裏留宿過夜便也成為慣例。曾有一段時間，章亞若以家庭教師名義出入蔣府。
蔣經國對章亞若的感情越來越無法自拔，他因不能公開章亞若的「身份」而深深自責，但他以行動證明了他與章亞若的戀情，他甚至和章亞若共同主持晚宴，邀請親朋好友參加，並表示將與章亞若訂立婚約，會給章亞若一個公開的身份。
6.香消玉殞之謎
1941年，章亞若懷孕了。蔣經國得知后喜憂參半，他首先想到的是，讓章亞若離開贛州，他對章亞若說：
「你應該儘快去桂林，那裏遠離抗戰前線，環境相對安定，而且廣西省立醫院醫療設備最好，大名鼎鼎的李瑞麟教授就是那裏的婦產科主任，你去那裏生產我才放心。」
蔣經國讓章亞若去桂林生產，還有一層原因沒有說出，就是他在贛南施行新政，樹敵頗多，他與章亞若畢竟名不正言不順，若此事外泄，勢必授人以柄，不僅影響他的正面形象和發展前途，同時也會給章亞若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章亞若答應了蔣經國的安排，並將此事告訴同窗好友桂昌宗，請桂昌宗的妹妹桂昌德陪她一起去桂林。
蔣經國派部屬王制剛護送章亞若和桂昌德西行，幾人離開贛州后，經湖南瀏陽抵達四川重慶，再轉水路前往桂林。
到桂林后，章亞若先住進大華飯店，后搬入位於麗澤門外狸獅路的一處偏僻平房中。這裏三面環山，易躲過日機空襲。
此後，章亞若一改往日出入社交場合的活躍與張揚，開始深居簡出，等候嬰兒的降臨。但她張揚的個性似乎並未收斂，對自己的身份也並不覺尷尬，平日裏往來的朋友都喊她「蔣太太」或者「二夫人」，她在朋友圈中已經公開確認了這個身份。
在章亞若待產的八九個月中，蔣經國基本每半個月左右去一次桂林，大多以因公赴重慶、途徑桂林為名，抵達桂林后也不會直接去章亞若的住處，而是讓汽車停在狸獅路百餘米之外，下車步行到章亞若的平房中。一般停留一夜，第二天一早匆匆離去。
無法時常見面，兩人便以信件聯絡感情，並以慧風（蔣經國）、慧雲（章亞若）相互稱呼，這風與雲的關係，昭示著二人之間深深的感情。
1942年3月13日上午，章亞若順利生下一對孿生子。
蔣經國聞訊后立即趕赴桂林，當他看到兩個瘦瘦弱弱的嬰兒就像兩隻乖巧的小貓時，脫口而出地叫道：
「大貓、小貓！」
於是，這一對孿生子便有了「大毛」、「小毛」的乳名。「大毛」、「小毛」滿月時，蔣經國為他們取學名「孝嚴」、「孝慈」，但他們不能姓蔣，只能隨母親姓章。
生子后的章亞若，更加渴盼自己和兒子的身份得到承認，母子三人被蔣家公開接納。但蔣經國當時的處境正危機重重，在贛南推行新政，既給他帶來無限榮耀，又為他樹立了頗多政敵，為避風頭，蔣介石已打算將他調離贛州。
而蔣經國為了政治上的更大發展，也想有機會調往重慶。在此關鍵時刻，蔣經國的私生活若出現問題，後果將不堪設想。
因此，章亞若在此時要求蔣經國為她正名，讓蔣經國頗感壓力。
章亞若對此卻渾然不覺，而且在孩子滿月之後，再也受不住隱居的寂寞，每每出現在社交場合，均以「蔣夫人」自居。但她無論如何也沒有想到，厄運正在悄悄降臨。
1942年8月的一個晚上，章亞若外出赴宴，回家后即上吐下瀉。第二天一大早，她被送入廣西省立醫院進行搶救。
章亞若蘇醒后，見到前來看望她的同窗好友桂昌宗，心情很愉快。但談到她的身份地位至今沒有明確時，不由得黯然神傷，珠淚漣漣。
這時，一名王姓醫生進來給章亞若打針，先試着注射章亞若的右手臂，沒有插進血管；又繞到另一側，在章亞若的左手臂打了一針。醫生離開病房后，章亞若突然大叫：
「啊！不好了，我眼前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見了……」
章亞若話音未落，旋即昏迷過去。
桂昌宗慌了，立即跑出去喊醫生，很快便有一群醫生和護士趕到章亞若的病房。大家商量搶救措施，七嘴八舌，各持己見。一位醫生說搶救需要冰塊，讓桂昌宗馬上去買。半小時后，桂昌宗買回冰塊，章亞若已氣若遊絲。
醫院院長交給桂昌宗一張病危通知單，上面寫着病危癥狀為「血中毒」。
幾分鐘后，章亞若離開了人世，時年29歲。
身在贛州的蔣經國很快得知章亞若的死訊，他表現得很平靜，由於「公務纏身」，沒有親自到桂林為章亞若料理後事，而是派部下王制剛前往代勞。
但當桂昌宗的妹妹桂昌德將章亞若的遺物——蔣經國贈送的那床灰色絲質被面帶給蔣經國時，蔣經國看着被面，頓時面色凄然，眼淚沿面頰汩汩而下，久久不發一語，忽而仰天長嘆，欲言又止……
此後，蔣經國將這段愛戀深深埋藏於心底，再也未向他人提及。直到1988年蔣經國臨終前，於昏迷中不斷叫着「章亞若」的名字，令陪侍一旁的人震驚不已。
章亞若的死因，也隨着蔣經國的過世，成為了永遠的秘密。
7.接受多重歷練
蔣經國歸國后，一直從事政治和團務工作，早在1940年7月便已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被任命為三青團臨時中央幹事，8月任三青團江西支團籌備主任，並在贛州赤硃嶺舉辦「三青團江西支部幹部訓練班」，為自己培養幹部。
1943年冬，三民主義青年團在重慶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蔣經國利用此機會，聯合一批人提出將原「三青團中央幹部訓練班」擴大為「三青團中央幹部學校」，作為三青團訓練幹部的「團校」。
在蔣介石的支持下，該提案很快獲得通過，並於1944年春招收學員，5月1日舉行開學典禮，蔣經國出任幹校教育長。
與此同時，蔣經國還先後出任「青年軍政工人員訓練班」中將主任，「青年軍總政治部」主任。該訓練班與總政治部均設在團中央幹校，青年軍8個師的政治部主任均由蔣經國遴選。
抗戰結束前，蔣經國憑藉對蘇聯的熟悉和對俄語的擅長，參加了對蘇外交工作，於1945年6月底，以隨員兼翻譯身份，隨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飛往莫斯科，同蘇聯領導人斯大林談判中蘇條約。
雖然這次行動是中國政府所安排，但實際上卻是美、蘇、英三國簽訂《雅爾塔協定》時安排好的。
《雅爾塔協定》是同年2月美、英、蘇背着中國簽訂的，羅斯福為節約美軍人力，要求蘇聯出兵中國東北，以儘快打垮日本。而斯大林看準時機，獅子大張口，要求取得日本在中國所奪利益，並要求外蒙獨立。羅斯福在中國不知情的情況下答應了蘇聯的要求。
正所謂「弱國無外交」，中國雖想對抗《雅爾塔協定》，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7月2日，中蘇開始會談，主要談外蒙問題，對於斯大林要求中國承認外蒙獨立的事實，宋子文反覆抵制，均無所獲。
期間，蔣經國曾奉命以個人身份拜見斯大林，他對斯大林說：
「你應當諒解，我們中國八年抗戰，就是為了把失地收回來。今天日本還沒有趕走，東北、台灣還沒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敵人手中，反而把外蒙這樣大的一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失卻了抗戰的本意？我們的國民一定不會原諒我們，會說我們出賣了國土；在這樣情形下，國民一定會起來反對政府，那我們無法支持抗戰，所以我們不同意外蒙歸併給蘇聯。」
蔣經國的話並沒有打動斯大林，斯大林的字典里沒有「同情」二字。
然而，就在會談期間，8月6日，美國在日本廣島投擲原子彈，震驚了日本天皇，也震驚了斯大林。倘若日本宣佈投降，蘇聯便再也沒有理由出兵東北。
為了搶佔日本在中國東北掠奪的利益，為了從中國奪走外蒙，蘇聯於8月8日對日宣戰，9日即出兵中國東北，而就在這一天，美國對日本投下了第二顆原子彈，日本於10日向盟國投降，於15日宣佈無條件投降。
在此情況下，蘇聯紅軍很快橫掃東北日軍。
由於蘇聯紅軍已經佔領東北全境，可以在東北為所欲為，在第二階段的中蘇談判中，中國只得低頭妥協，接受《雅爾塔協定》內容，於8月14日與蘇聯簽訂了犧牲外蒙古和東北部分權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由於蘇聯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公認國民政府是中國的唯一政府，承諾「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算是給了國民政府和蔣介石一些補償，蔣經國以為蘇聯會信守承諾，於10月10日出任東北外交特派員，12日飛抵長春，與佔領東北的蘇軍談判交接問題。
蔣經國信心十足來到東北，本打算把《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變成事實，同時想要將東北建設成贛南那樣，成為他日後打入國民黨高層的雄厚資本。
然而事與願違，蘇軍違背《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幫助中共迅速控制東北交通線、佔據東北戰略要地，甚至將部分日軍軍用倉庫交給了共產黨。
蔣經國回憶說：
「他們（蘇聯代表）向我政府口口聲聲稱道『友好關係』，可是，日本關東軍交來的武器，就不肯交給我們。經根據條約一再向他們交涉，沒有辦法抵賴的時候，答覆我們說：『應該照辦，不過，你們過一星期再來。』又過了兩天，他們說：『對不起，武器原來是放在火車站，因為裝車裝錯，運到莫斯科去了。』後來，我們去了一個公文，質問他們說：『這麼多的東西，怎麼會搬錯？』他們滿不在乎地回一個公文說：『你們的信，我們收到了。現在根據同盟友好的關係，我們把關東軍的武器，交給你們。共計步槍3000枝，馬刀148把，東西現存哈爾濱，你們自己去取吧。』這真是和我們開玩笑一樣。」
在這種情況下，蔣經國的東北之行無從建樹。在委屈、奚落、調侃、挫折中，蔣經國最終無功而返。
8.上海「打虎」受挫
1946年7月，全面內戰爆發。國民黨對各解放區發動全面進攻，然而僅8個月後，國民黨損失總兵力達71萬人，士氣急劇下降，完全喪失全面進攻能力。
1948年，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國統區物價飛漲。8月，國民政府又實行「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強令民眾將金銀、外幣乃至珠寶首飾交出換成金圓券。為了強迫民眾交出手中金銀兌換金圓券，蔣經國以經濟督導副專員的身份，親赴上海組建「戡亂建國大隊」，進行「打虎」運動。
8月20日，蔣經國抵達上海，坐鎮中央銀行，準備在這裏大展身手。他宣稱：
「本人此次執行政府法令，決心實行，不打折扣，絕不以私人關係而有所動搖，變更法令。」
為了順利開展「打虎」運動，蔣經國又讓人編了「打虎歌」進行宣傳。
抵達上海第二天，法租界巡捕房原督察長黃金榮讓兒媳李志清出面，設家宴宴請蔣經國。考慮到父親與黃金榮有師生之誼，黃金榮曾救助過蔣介石，蔣經國沒有拒絕，於當晚前往黃公館赴宴。
蔣經國赴宴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從側面了解一下上海的情況，以便有的放矢，督導金圓券的兌換工作順利進行。因此，蔣經國在席間一直談論「打虎」之事，並詢問李志清：
「上海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的情況，還有證券交易所的情況，你能給我講講么？我決心打倒幾隻大的『老虎』。」
李志清的養子黃起予便是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她本人更是後台老闆，對交易所的情況了如指掌。為了打擊上海青幫大亨杜月笙的勢力，她故意說道：
「交易所是杜家叔叔負責的，由他的三公子杜維屏少爺管理，我兒子想申請執照當經紀人，要花十根金條，向杜家叔叔再三求情，還是花了五根金條。」
蔣經國聽后十分生氣，離開黃公館后，旋即派親信暗中調查杜維屏。
9月3日，蔣經國的「打虎」開始，下令逮捕申新紡織總公司總經理、政府「國大」代表榮鴻元、上海紙業公會理事長詹錫霖、上海永泰和煙行經理黃以職、上海吳錫記棉布號經理吳錫麟、上海黑市金鈔掮客韋伯祥、股票商林樂畊，還有杜月笙的三兒子駿發公司經理杜維屏。
杜維屏是上海證券交易所的經紀人，在幣制改革的前一天，杜維屏拋出永安紗廠空頭股票2800股。翌日《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下達，幣制改革初期，股票停拍。杜維屏根本沒想到自己一筆小交易會被當做靶子，引來牢獄之災。
但蔣經國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就是要擒賊擒王，杜月笙是威震上海灘的人物，抓了他的公子可以殺一儆百，因此杜維屏在劫難逃。
蔣經國在逮捕杜維屏的同時，還把時任米業公會理事長、杜月笙的心腹萬墨林傳去訓話。萬墨林走進蔣經國辦公室時，蔣經國厲聲呵斥道：
「你犯案甚多，尤其糧貸案的事情，算是放你一馬，你心裏應該有數。眼下的事你掂量著辦，今後上海有一天缺米，你的生命就會結束！」
萬墨林從蔣經國的辦公處出來，立即將此事報告了杜月笙。杜月笙剛剛聽說杜維屏被抓，正氣得不得了，又聽說萬墨林被訓，直恨得咬牙切齒。
9月下旬的一天，蔣經國將工商金融界巨頭召集到浦東大樓訓話，事先派軍統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專程去邀請杜月笙。會議定於下午2時開始，結果2時杜月笙仍未到達，蔣經國不禁大怒，親自去電話催促。
杜月笙這才以身體不適為由，姍姍來遲。蔣經國見杜月笙故意不給他面子，越發憤怒，會議一開始便正言厲色：
「本人奉總統之命來上海平抑物價，請各位父老予以協助，但時至今日未見有所行動。本人再次申明，如各位以及親戚朋友囤積物資，逾期不報，一經查出，不但貨物沒收，人也將嚴懲不貸！」
蔣經國話音剛落，杜月笙不緊不慢地開了腔：
「我兒子的事，料想當局會調查核實，秉公辦案，我對此絕對服從。不過揚子公司囤積紗布等物資，在上海首屈一指，盡人皆知。也望蔣先生秉公辦理，如此才能服眾。蔣副專員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人和記者先生可先去開開眼界！我有病在身，恕不奉陪。」
杜月笙話音一落，立刻引起全場大嘩。
而杜月笙說完，竟頭也不回地走了。
揚子公司是孔祥熙的長子孔令侃獨資經營的，孔祥熙乃宋美齡的姐夫。蔣經國被當眾狠狠將了一軍，一時下不來台，只好派出「打虎隊」去搜查揚子公司。
揚子公司憑藉特權，在戰後處理美軍「剩餘物資」、專營進口貿易和採辦軍火等方面發了大財。除此之外，該公司還炒匯炒股，囤積物資、哄抬物價，欺行霸市。
儘管蔣經國「打虎」來勢兇猛，孔令侃卻根本沒把他放在眼裏，甚至連一點應付檢查的表面文章都沒做。結果「打虎隊」在揚子公司倉庫里發現巨量民生物資，紗布、糧食、日用百貨等，各種物資應有盡有。
蔣經國為這位「表兄」不給自己留面子大為惱火，為了使幣制改革取得突破性進展，不得不大義滅親。隨後，《大眾夜報》以頭版頭條新聞，揭露了「揚子公司」私套外匯的大案，還刊出了孔令侃的照片。
孔令侃立即連夜趕到南京，向宋美齡求助。揚子公司中也有宋美齡的利益在裏面，查下去會拔出蘿蔔帶出泥。於是，宋美齡馬上趕到上海，要蔣經國立刻停止查辦。
蔣經國哪裏肯聽宋美齡的指使，梗著脖子表示：
「我一定要一查到底！」
宋美齡則以長輩的口吻，厲聲命令說：
「這件事你不許再動！我現在就找你父親，等他回來再作處置。」
宋美齡立刻發急電給蔣介石，說有十萬火急之事召他回上海。蔣介石從國共內戰前線驚惶失措地回來，還沒有下飛機，宋美齡便獨自登機向蔣介石講述了事情的經過。
隨後蔣經國覲見蔣介石，尚未開口，蔣介石便說：
「令侃的事情我都知道了，這件事就此打住！」
蔣經國剛要分辯，蔣介石一揮手，喝令他下去。蔣經國只好忍氣吞聲，回去收拾爛攤子。
經此一事，蔣經國到上海「打虎」所建立的聲威一掃而光，蔣經國的「打虎」成了「只拍蒼蠅，不打老虎」，上海的幣制改革迅速步入失敗。
11月1日，國民黨政府宣佈取消限價。第二天，蔣經國發表「告上海市民書」：
「自今日起不再到中央銀行辦公，當我離開辦公處的時候，心中實有無限感慨，幾欲流淚。」
6日，蔣經國沮喪地返回了南京。
主政台灣，躋身亞洲四小龍
1.過渡期低調做人
1949年，是國共進行大決戰的一年，經過三大戰役的沉重打擊，國民黨賴以維持統治的主要軍事力量基本被消滅。
與共產黨作戰的連連失利，使美國對蔣介石心灰意冷，決定將其拋棄，加上內部的分裂，蔣介石被迫第三次下野。蔣介石下野前，任命陳誠為台灣省主席，蔣經國為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同時令蔣經國赴上海，將中央銀行3.8億美元的黃金、白銀和外幣移存台灣，為退台作準備。
蔣介石雖然下野，但仍以國民黨總裁身份掌控著黨軍政大權。為幫助父親東山再起，蔣經國一直追隨父親左右，出謀劃策。這一時期，他以蔣介石全權代表身份，全面介入國民黨軍政要務，從大西南組織反攻，到東南、華南撤退，他奔波往返，親自指揮。
隨着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輾轉西南的國民政府於12月上旬遷往台灣，蔣介石父子也在12月10日告別了中國大陸，由成都鳳凰山機場飛往台北。
退台之初，國民黨面臨的局勢十分嚴峻，政治上眾叛親離，人心渙散；經濟上百業凋敝，入不敷出；軍事上殘兵敗將，防備廢弛。尤其是海峽對岸的解放軍虎視眈眈，隨時都有可能渡過台灣海峽，消滅偏居一隅的國民黨政權；而美國由「扶蔣」而「棄蔣」，使蔣家王朝陷入風雨飄搖中。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台灣的戰略地位凸顯，美國的再度「扶蔣」，使蔣介石父子終於解除了被解放軍消滅的顧慮，開始專心致志建設台灣，為「反攻復國」作準備。
建設台灣，就要發展台灣經濟，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改革政治，改造腐敗的國民黨。此時，蔣介石年事已高，將蔣經國拉進決策圈已刻不容緩，因此，伴隨着政治改革，蔣介石「父業子承、培植蔣經國接班」的計劃，也開始逐步實施。
蔣介石給蔣經國安排的第一個職務為：「國防部」政治部主任，編階為二級上將。這是一個經過深思熟慮的安排，目的是為蔣經國抓軍權作準備。
但蔣經國涉足軍界時間較晚，不僅資歷淺，且素無軍功，突然徒升高官，自然會令一些人不服氣，周至柔便是其中的一個。
在蔣經國出任「國防部」政治部主任的同時，原「空軍」總司令周至柔晉陞為一級上將參謀總長，親朋好友紛紛前往道喜，周至柔卻沮喪不已，發牢騷說：
「現在連老百姓都可以當上將，我在沙場拼了幾十年命才升了這麼一個一級上將，想想也沒有什麼可喜的。」
蔣經國聽聞此話后，也十分慚愧，因此在「國防部」政治部主任任期內，他從不在公共場合穿上將軍服。
與此同時，蔣經國也在暗暗努力。他一方面壯大自己的勢力，於1952年在台北北投的復興崗開辦政工幹校，先後以其嫡系胡偉克、王永樹、王升出任校長，為自己培養人才、準備幹部；另一方面秉承蔣介石旨意，對國民黨軍隊進行全面整肅，在全軍重建政工系統。
蔣經國喜歡以「士兵利益的維護者」自居，經常現身於「海防」第一線和各基層單位，與士兵同吃同住，和士兵談心。在一江山島被解放軍攻佔以及國民黨軍撤出大陳島時，蔣經國都堅持到最後一刻才離開，讓國民黨官兵為之折服。
幾年後，蔣經國在國民黨軍隊中擁有了不可撼動的地位和影響。
除了「國防部」政治部主任一職外，蔣經國還負責對大陸遊擊活動的指揮派遣以及監督籌劃情報業務。早在1949年7月，蔣經國就在高雄成立了「政治行動委員會」，其基本任務就是「統一所有情報工作，並使之充實、強化」。
1950年，蔣介石將「政治行動委員會」改組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蔣經國為總負責人，管轄並可調動所有黨政特務機構。蔣經國在這個位置上，逐步建立起「唯我獨尊」的特務王國。
此外，在1952年10月成立的「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中，蔣介石出任團長，蔣經國為主任，蔣經國繼續擔任「青年領袖」，為個人培植力量。
就這樣，在蔣介石的精心安排下，蔣經國在黨、政、軍、特、青各條戰線全面出擊，一邊放手抓權，一邊培植勢力，幾年時間，他不僅進入台灣國民黨政權決策圈，並站穩腳跟，成長為台灣新一代政治強人。
2.全力扳倒親美派
蔣經國進入國民黨政權決策圈后，第一步就是清除多年來把持黨務的CC系。在蔣介石的支持下，CC系頭領陳果夫、陳立夫作為丟失大陸的替罪羊，很快丟失掌管22年之久的黨務、組織、特工、宣傳等大權，而這些全部轉入蔣經國手中。
蔣介石借追究大陸失敗責任、進行國民黨改造之名，除掉的不只是「二陳」，在大陸時期的國民黨軍政要員大都被趕下台，只給一個名譽虛職令他們靠邊站，軍政大權則落入蔣經國、陳誠等人的手中。這一切，都在為蔣經國接班作鋪墊。
但為了得到美國人的好感，獲取美援，蔣介石不得不重用一批美國朝野所賞識的人物，吳國楨和孫立人便是在此情況下出任要職的。
此二人一為普林斯頓學院高才生，一為弗吉尼亞軍校優秀畢業生，西方化較重，與美國朝野關係密切，因此，吳國楨得以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主政，孫立人得以出任陸軍總司令，主軍。
但此二人皆「不識時務」，竟與「總統」的未來接班人發生正面衝突。
蔣經國與吳國楨早有嫌隙。1948年蔣經國上海「打虎」時，時任上海市長的吳國楨認為，採取高壓的政治手段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問題，因此強烈反對蔣經國的「打虎」行為，兩人就此結怨。
到台灣之後，吳國楨因受西方思想影響，對於東方式的傳子接班這一套很是反感，因此不屑與蔣經國為伍。他依仗自己的美國背景，過分高估了自己在蔣介石心中的地位，恃寵而驕，不把蔣經國放在眼裏，不僅不聽蔣經國調遣，更不予配合，甚至多次主動出擊，與蔣經國在一系列問題上發生激烈衝突。
兩人較大的一次衝突是關於「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經費的衝突。
由於「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只是一個「民間」社團，「政府」沒有預算，「救國團」本身需要經費，「救國團」經常組織的政治活動也需要經費。在沒有經費的情況下，蔣經國只好到台灣省主席吳國楨處報銷。
當時台灣財政拮据，國民黨退台後，「中央」及地方的一切開支均由省政府支付，而省府的經濟來源，無非靠徵收「田賦」，以致入不敷出。吳國楨以黨團活動經費不應由國庫來解決為由，對蔣經國的要求予以拒絕。
吳國楨不肯幫忙，蔣經國仍有辦法從省政府拿錢。畢竟國民黨與國民黨政府向來不分家，只需經「總統府」、「行政院」照準，蔣經國便可到省政府領取「救國團」經費。
同時，「財政廳長」任顯群頗識時務，利用其身兼台灣銀行董事長的「特權」，對蔣經國有求必應，到頭來仍是掏了吳國楨這位省主席的腰包。
吳國楨對此非常不滿，此後不僅在經濟上給蔣經國設「卡」，而且在政治上也開始與蔣經國作對。對於蔣經國利用特務統治清除異己和政敵、大搞白色恐怖的行為，吳國楨以「民主、人權」加以指責。
為了調和蔣經國和吳國楨的矛盾，蔣介石曾親自找吳國楨談話，但吳國楨的態度讓蔣介石非常失望，為了讓蔣經國順利接班，蔣介石只能放棄他曾經賞識和器重的吳國楨。
吳國楨意識到蔣介石對他態度的轉變，三番五次提交辭呈。據說，就在此時，蔣經國對吳國楨施以暗殺手段，結果失敗。吳國楨在驚嚇中，請辭台灣省主席，並在宋美齡的幫助下離台赴美。
扳倒吳國楨后，孫立人便顯得更加突出。
早在國民黨退台前，美國見蔣介石的敗勢不可逆轉，便想要「棄蔣保台」，重新物色在台灣的代理人。他們看好了曾留學美國並且頗有戰功的孫立人。在這種情況下，美國軍政要員紛紛前往台灣遊說孫立人。
雖然孫立人對美國的遊說至少有三次予以斷然拒絕，但蔣介石見他與美國軍政要員來往密切，自然懷有戒心。加上孫立人性格耿直、恃才傲物，更讓蔣介石對他心懷不滿。
但孫立人被「封殺出局」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妨礙了蔣經國接班的道路。
在一次宴席上，蔣經國說了一個黃笑話，眾人皆大笑。但說着說着，蔣經國發現孫立人正襟危坐，表情嚴肅，一臉的不快，只好停止講笑話。大家請他繼續，蔣經國說：
「有人不高興，不好意思講了呀。」
孫立人對蔣經國的冷漠，讓蔣經國心中很不舒服，但接下來，孫立人公開反對蔣經國通過在軍中建立「政工制度」和特務組織，干涉和控制軍隊，甚至要求撤銷「國防部」政治部，則直接觸犯了蔣家大忌。
在孫立人提出取消軍中的政工制度時，美國軍事顧問團團長蔡斯站出來對孫立人的觀點表示支持，主張軍隊國家化，要蔣介石取消政治部。
這就讓蔣經國懷疑孫立人是假美國人之手來欺壓自己，蔣介石對此更是大為惱火。於是，孫立人先是被解除陸軍總司令之職、失去兵權，後來，蔣介石以「孫立人兵變」為借口，將孫立人軟禁。自此，蔣經國接班道路上又少了一個障礙。
3.開啟蔣經國時代
1965年，台灣當局創立「國民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委員會」，主任為嚴家淦，蔣經國出任副主任代理主任，第二年扶正。在這個位子上，蔣經國盡職盡責，一干就是8年。
8年裏，「輔導會」共安置退役國民黨官兵12萬餘人，生產收益近6億元。這一政績，使蔣經國一改在台灣民眾心目中「恐怖人物」形象，為他日後接班奠定了「民意」基礎。
1972年，在歷任「國防部」副部長、部長、「行政院」副院長之後，蔣經國終於出任「行政院」院長，在台灣開啟了「蔣經國時代」。
蔣經國一上任，便給台灣帶去「新人新政」的新氣象，他從人事革新入手，一方面大量起用新人和台籍人士入閣參政，一方面大力整頓吏治，以正面倡導廉能政治和嚴刑厲法雙管齊下。
蔣經國為示鐵面無私、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決心和鐵腕作風，首先拿表兄弟王正誼開刀。
王正誼曾任「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局長兼中央公務人員購置住宅輔助委員會主委，利用職務之便，貪污13.75萬美元。蔣經國親自下令將其收押，經3次庭訊，判處無期徒刑，令台島震驚。此外，「海關副稅務兼稽查主任」白慶國因貪污罪被判處死刑，高雄市長楊金虎被判處有期徒刑5年……
台灣經濟自60年代開始，每年以罕見的兩位數字遞進，為保持這種持續高速增長的好勢頭，也為了建立現代化建設的物質技術基礎，改變台灣以輕工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減輕對外依賴程度，蔣經國提出以自由經濟為手段，均富為目的，促進經濟全面發展的方針。
1972年，蔣經國宣佈實施「加速台灣農村建設的新措施」，投資5000萬美元。
1973年，蔣經國又提出5年完成交通與重工業為主體的「十大工程建設」，投資總額為64億美元。
這項提議在當時遭到眾人反對，但蔣經國態度堅決，他說：
「就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史實看來，如果沒有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基礎，經濟發展一定會受到影響和滯礙」，「所以，我們在未來五年中間，要為經濟建設奠定一個重工業和基本建設的基礎。」
台灣在後來的經濟騰飛與良性循環，證明了蔣經國此時的遠見與魄力。
在「行政院」院長位置上的短短几年時間裏，蔣經國以強人姿態，在國民黨政權中樹立了主導地位。而此時，蔣介石的身體也一日不如一日。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病故。
4月28日，蔣經國被推舉為國民黨中央主席。
蔣介石去世后，副「總統」嚴家淦繼任「總統」。嚴家淦自然知道自己只是一個過渡總統，他深諳為官之道，處處低調，不敢喧賓奪主。
有一天，蔣經國有事情要找嚴家淦商量，讓「行政院」秘書給「總統府」秘書去電話，其秘書在電話中說：
「蔣院長有事想到總統府看總統，請你向總統請示一下，過半小時總統有沒有時間接見蔣院長？」
「我馬上去請示總統，立刻給你回電話。」「總統府」秘書趕緊回答。
很快，「總統府」秘書打回電話：
「總統說他有事要出去。」
「行政院」秘書聽到這兒，愣了一下。「總統府」秘書繼續說：
「總統說他出去後會順道到行政院看蔣院長的，時間最多也是半小時，請轉達蔣院長。」
嚴家淦的這種「政治藝術」，讓蔣經國對他異常敬重，蔣經國曾說：
「凡有靜波先生（嚴家淦）在，我就省了好多心。」
在嚴家淦擔任總統3年裏，除了扮演「憲法」上的「國家元首」角色外，一切重大決策，皆由蔣經國作決定。而蔣經國也保持謹慎低調，對嚴家淦敬重有加，兩人合作融洽，一直到1978年第六任「總統」選舉前夕。
此時，嚴家淦知道自己的任務已經結束，台灣島已無人能與蔣經國相抗衡，遂堅辭「總統」職務，並提名蔣經國為「總統」候選人。
1978年5月20日，蔣經國就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蔣介石精心安排的子承父業得以實現，蔣家王朝在台灣的統治得以延續。
蔣經國就任總統后，在稱呼問題上出現了一個小問題。如稱「蔣總統」，讓人不明白是指蔣介石還是蔣經國，因此蔣經國的左右部屬紛紛獻策，建議稱「先總統」、「今總統」；或「故蔣總統」、「現蔣總統」；或「老蔣總統」、「小蔣總統」等以示區別。
最終，蔣經國採納的稱謂如下：
稱蔣介石為「先總統蔣公」；
仍稱宋美齡為「蔣夫人」。不得用「先總統夫人」或「先總統蔣公夫人」等「不恭」之字眼。
稱蔣經國為「蔣總統經國先生」；
稱蔣方良為「蔣總統經國先生夫人」，不得稱「蔣夫人」或「蔣總統夫人」。
4.愛子的一步錯棋
蔣經國出任「總統」時，台灣國民黨政權正處於內外交困的境地。美國對台「絕交」，使台灣在國際上處於孤立地位；台灣島內，民主運動正在蓬勃興起，省籍矛盾日漸尖銳。
面對這種形勢，蔣經國聰明地改變蔣介石的專制和獨裁統治，順應潮流，倡導「民主」和「法治」。
在宣誓就職「總統」當日，蔣經國召見台灣當局主管宣傳的負責人，指示下列3點意見：
第一，今後不希望再有「蔣經國時代」這一類名詞出現在報紙雜誌之上。他認為今天是一個民主時代，不應再有個人英雄主義的色彩，如果真有「時代」的話，只有群眾的時代，而沒有個人的時代。
第二，今後不希望稱呼他為「領袖」。他認為國民黨只有兩位領袖，一是孫中山先生，一是已故的蔣介石總裁。除了他們兩人之外，沒有人可以再被稱為領袖，他個人只是一個普通黨員，一個普通國民，只願以黨員與國民的身份，與全體同志及全國同胞一起，共同奮鬥。
第三，今後不希望有「萬歲」的口號出現。他認為只有國家民族的萬歲，只有三民主義及國民黨的萬歲，沒有個人的萬歲。
對於島內民主運動，蔣經國逐漸「減壓」，以「放逐制」代替「監禁制」，盡量不在手上沾染血腥氣，以消除民眾敵意。用人方面，蔣經國繼續他在「行政院長」時期的「台人治台」政策，以緩解省籍矛盾。
對待台獨的問題，蔣經國同蔣介石一樣，堅持只有一個中國，兩岸必須統一。
1984年，蔣經國當選「中華民國」第七任「總統」。
此時蔣經國已74歲高齡，由於他身體狀況一直不佳，長年受糖尿病困擾，因此台灣朝野開始關注他的後事問題，蔣經國也早已考慮過自己的接班人的問題。
蔣經國與蔣方良共有三子一女，除長子蔣孝文、長女蔣孝章外，還有次子蔣孝武、三子蔣孝勇；而蔣經國庶出的兩個兒子章孝嚴、章孝慈，也在蔣經國的安排下，於1949年來到台灣。
在蔣家第三代中，蔣經國尤其看好次子蔣孝武，對他格外器重並注重栽培，打算由他繼承父業。「蔣經國時代」來臨后，蔣經國即效仿當年蔣介石，為蔣孝武放手抓權創造條件，協助他清除升遷路上的各種障礙。
但蔣經國的傳子計劃，不像蔣介石傳位於他時那樣順利。「江南命案」的發生，打亂了他的一切部署。
江南本名劉宜良，江蘇省靖江縣人，1949年隨國民黨退到台灣，進入「國防部」政工部門學習，後到蔣經國創辦的政工幹校受訓，為蔣經國一手培植的政工人員。
後來，江南進入新聞界，擔任《台灣日報》記者，因成績卓然，被派到香港、菲律賓和東南亞各國採訪。1967年，江南以《台灣日報》特派員身份駐美國，並加入美籍。
在美國期間，江南開始寫作《蔣經國傳》和《吳國楨傳》，其中《蔣經國傳》被連載於美國洛杉磯《論壇報》。由於該書記述了蔣家內部及國民黨內部之派系鬥爭，揭露了蔣氏父子的劣跡，被國民黨及蔣家視為「叛逆」。
蔣孝武讀完《蔣經國傳》后，怒髮衝冠，悲憤之中，他作出一個令他後悔一生的決定——除掉江南！
於是，蔣孝武通過台灣當局情報局指派台灣黑社會「竹聯幫」分子陳啟禮、吳敦、董桂森等人，承擔此項任務。
1984年10月15日，江南在三藩市附近的戴利市家中被殺害。
江南的死訊，立即震動了美國華人界，引起海內外輿論關注，在美國警方偵查下，真兇台灣「竹聯幫」和台灣「情報局」迅速浮出水面。
台灣「情報局」見事情暴露，一度想殺陳啟禮等人滅口。
此事很快傳到蔣經國耳中，蔣經國大發雷霆，隨後幾天坐卧不寧，夜不成寐。起初，他並不相信是台灣「情報局」指使刺殺江南，認為是輿論和黑道誣陷台灣當局。但當台灣「情報局」局長汪希苓說出真相時，蔣經國絕望了。
憤怒之中，蔣經國決定追究參與此案的情報人員責任，並全力以赴親自處理此案。
徹查結果，最後的主謀直指其愛子蔣孝武。最終，台灣當局不得不丟卒保車，將「情報局」局長汪希苓、「竹聯幫」分子陳啟禮等人，交由軍事法庭審判，分別判處無期徒刑。蔣孝武則逃脫了法律制裁。
「江南命案」對台灣當局和蔣氏父子的打擊是沉重的，蔣經國費盡苦心在台灣民眾中和國際上建立起的「民主」與「開明」形象，幾乎毀於一旦。美國和台灣地方勢力，也以此案為要挾，反對蔣經國的傳子計劃。
台灣島內10名「中央研究院」院士聯名通電，要求蔣經國嚴懲真兇，稱一旦「國府」輕縱，他們將不惜登報，公開宣佈放棄「中華民國研究院」院士身份，和「中華民國」劃清界限。
在內外壓力下，蔣經國不得不重新考慮部署已久的傳子計劃，並作出改變。1985年8月16日，蔣經國接受了美國《時代》雜誌社香港分社社長波頓的採訪，首次就接班人問題表態：
「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一直依據憲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今後亦當如此……至於將來國家元首—職，由蔣家人士繼任一節，本人從未有此考慮。」
12月25日，蔣經國在主持「國民大會」紀念「行憲」38周年慶祝大會上，鄭重宣佈：
「下一任總統，必然會依據憲法而產生。」
並作出兩點重要說明：
「經國的家人中有沒有人會競選下一任總統？我的答覆是：不會。我們有沒有可能以實施軍政府的方式來統治國家？我的答覆是：不能也不會。執政黨所走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康庄大道，絕不會變更憲法。同時，也絕不可有任何違背憲法的統治方式產生。」
蔣經國這番講話，表明了蔣家人接班絕無可能。當時，人們猜測的蔣經國的接班人，除了蔣孝武，還有蔣緯國。但無論是蔣孝武還是蔣緯國，按照台灣國民黨政權的當時體制，若不以軍人干政並實行軍人統治，他們都無法接班。
1986年2月，在蔣經國的安排下，蔣孝武辭去在台灣的一切職務，赴新加坡出任商務副代表。自此，蔣經國為自己的傳子計劃徹底畫上了句點。
5.最後的明智舉措
繼「江南命案」發生之後，台灣又發生了史上最大的金融舞弊案，兩案的相繼發生，使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遭到沉重打擊。
在此情況下，蔣經國首先考慮的是台灣政局的穩定、台灣未來政權的穩定與如何保證民眾生活富足。
此時的蔣經國年事已高，又多病纏身，甚至感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也將走到盡頭，一生勤勉的他，必須在有限的時間裏，對未來政權的平穩過渡作好安排，也為自己的人生畫上一個較為完美的句號。
他決定不惜「個人的生死毀譽」，給台灣帶去一次「政治革新」!
為此，蔣經國專門組織了「革新小組」，對台灣國民黨政治中最敏感的問題進行研討，並確定了6項政治議題：中央民意代表機構問題；地方自治問題；國家安全法令問題；民間社會組織制度問題；強化社會治安問題；加強黨務工作問題。
這6個問題，都是過去國民黨刻意迴避的言論禁區，如今由國民黨主動提出研究探討，尋求解決途徑，充分顯示出蔣經國清除積弊、為台灣尋求「長治久安」的決心，顯示出他「政治革新」的決心與魄力。
「革新小組」由12名國民黨中常委組成，在研究6項政治議題的同時，該小組成為制度化的決策系統。
1986年10月15日，蔣經國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通過了兩項革新議案：解除台灣地區戒嚴令；取消黨禁。
接着，蔣經國發表講話稱：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因為這些變遷，執政黨必須以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在民主憲政體制的基礎上，推動革新措施，唯有如此，才能與時代潮流相結合，才能與民眾永遠在一起。」
此後，到1987年，蔣經國連闖三關：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開放大陸探親，這些是台灣向民主和統一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也是蔣經國對台灣的突出貢獻之一。
而此時蔣經國的生命，也即將走向盡頭。
蔣經國的身體狀況一直不佳，其一身多病是台灣百姓眾所皆知的，蔣經國在台北「榮民」總醫院中的病歷，摞起來可達半人之高。影響蔣經國健康的主要疾病是糖尿病以及病情惡化引發的眼視網模糊、腎臟發炎和雙腿肌肉壞死。
「榮總」蔣經國醫療小組為蔣經國的健康着想，一直建議他控制飲食，對一些禁忌食品不要食用，但蔣經國毫不在乎。每當他出去視察時，只要見到好吃的食物，就會敞開肚子吃個夠，根本不顧及自己的病情。蔣經國對「榮總」的醫生說：
「我的病由你們負責控制，我吃東西則由我自己負責！」
蔣經國的腸胃病到晚年已十分嚴重，因肝火旺導致幾天無大便時，醫生就會建議他服用去火通便的葯，這種葯吃下去便會瀉肚子。瀉得厲害時，蔣經國的床單一天要換好幾次，弄得他頗不耐煩，時常抱怨身邊的服侍人員：
「你們幹什麼，煩不煩啊，換了三四次床單。」
由於感覺遲鈍，他時常是剛感覺到要大便，不等服侍人員拿來便盆，便已瀉在床上，也經常瀉在乘坐的汽車上。
儘管如此，蔣經國無論身體多麼難受，都堅持照常上班，侍衛人員只好為他帶幾條內褲，以備隨時更換。
蔣緯國曾說過：「我是為了生活而工作，而我哥哥則是為工作而生活。」
蔣經國的工作，持續到生命的最後一天。
1988年1月13日星期三，是國民黨中常會每周必召開的日子。上午7時30分，蔣經國在七海官邸從睡夢中醒來，感到身體有些不對勁，有輕微嘔吐。
這時，「總統府」機要室主任王家驊趕到，為蔣經國讀報。讀完報，王家驊對蔣經國說：
「報告先生，現在才8點多，離常會時間還早，您先休息一下吧。」
「好。」蔣經國答道。
此時的蔣經國，滿腦子想的是去中常會的問題。但過了一會兒，他感到身體十分不適，無法主持會議，於是對王家驊說：
「昨晚沒睡好，精神不大好，東西也不想吃。」
「您應該留在家裏休息，今天的常會不要去了。」王家驊建議說。
「這不大好吧，我上個禮拜就沒去了。」
「這倒沒關係，您現在休息，精神好了下午出去打個轉，找秘書長談談；不然禮拜六到復興崗『國軍』自強會議講個話也成，侍衛長都已經去了解過了，復興崗會場沒有台階，您坐輪椅可以直接推上去。到時候您到會場和大家打個招呼，講幾句話給大家鼓勵鼓勵就離開。」
此時的蔣經國，因腿痛已在輪椅上坐了大半年，只要身體沒有大問題，他都會堅持出席主持中常會，以免外界對政局產生憂慮。但實際上，他每次出場，都在輪椅上累得連頭都抬不起來。
他最終接受了王家驊的建議，作出決定：
「那今天的常會我就不去了。」
重新躺下后，蔣經國卻怎麼也睡不着，隨後他又嘔了一陣，卻沒有吐出東西。他頻繁上下床，痛苦不堪。9時多，他忍不住對侍衛翁元說：
「你們找人想想辦法，我實在痛苦得不得了，我全身都不舒服啊！」
事有湊巧，這天「御醫」姜必寧和腸胃科專家羅光瑞都不在台北，副官趕緊給他們打電話，讓他們趕緊回來。
11時的時候，蔣經國終於睡著了。但12時40分醒來后，仍不想吃飯，並噁心想吐。過了一會兒，他竟開始大口大口地吐血！醫護人員立即對他進行緊急搶救。
12時55分，蔣經國又開始嘔吐，這一次，鮮血不斷從他的口鼻中冒出，他隨即失去意識，從此再沒有醒來……
15時55分，蔣經國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自此，蔣家王朝在台灣的統治宣告結束。
蔣經國的遺體，如其父蔣介石一樣，採用「奉厝」方式。他和他的父親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夠返回大陸。
1月30日，是蔣經國遺體大殮奉厝之日。下午13時，蔣經國的靈柩抵達桃園縣大溪鎮，奉厝於大溪陵寢。
蔣經國去世后，「總統」一職由「副總統」李登輝接任。蔣經國生前如其父蔣介石一樣堅決反對「台獨」，然而他一手提拔的李登輝卻在他身後分裂國民黨、大搞「台獨」，蔣經國若泉下有知，必定追悔不已。
歷史評說
在大陸時期，蔣經國為建設新贛南提出「五有」目標，並為之制訂三年計劃，雷厲風行進行革新，給贛南帶去新氣象，也展現了其非凡的眼光和魄力。他於1972年出任台灣「行政院長」，開始全面接掌台灣。任內，他推動十大工程建設，使台灣經濟快速發展，並進入良性循環；他從人事革新入手，一方面大量起用新人和台籍人士入閣參政，一方面大力整頓吏治，以正面倡導廉能政治和嚴刑厲法雙管齊下，給台灣帶去「新人新政」的新氣象。
出任「總統」后，蔣經國在他人生最後一兩年裏，適時、精準宣佈並執行：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和開放大陸探親等一連串重大政策，並要求迅速落實執行，絕無循序漸進的過程。其信心、氣魄和霹靂手段，震驚台島，使台灣向民主和統一方向邁出重要一步。蔣經國被公認為對台灣貢獻最大之人。
蔣經國在台灣的親民作風深受台灣民眾好評。他關心基層民眾生活，為了解地方實際需要，每年親自下鄉走訪200次之多；同時注重偏遠鄉村建設，落實水電及基礎醫療衛生建設，減少城鄉差距，使台灣的鄉村建設程度較為進步。
蔣緯國曾說過：「我是為了生活而工作，而我哥哥則是為工作而生活。」蔣經國工作勤奮，直到逝世前，仍堅持坐着輪椅四處奔走，直到吐血不止而身亡。
蔣經國反對「台獨」，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如果說他一生最大的遺憾，抑或就是一手提拔了李登輝，使其在他身後分裂國民黨、大搞「台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