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的漢化道路與大金帝國的覆亡（上）
【提要】應當如何評價金朝的漢化程度，中外學者歷來各執一詞。本文認為金朝是一個典型的北方民族漢化王朝。與農耕民族生活方式的接近，女真人的大量移民漢地，政治制度上採取的漢制一元化，以及漢地本位的確立，是決定女真漢化的主要因素。
金朝中期，世宗和章宗為了遏止女真人的漢化趨勢，發起一場女真文化復興運動，企圖保存女真民族傳統，但卻未能達到其預期的目的，最終不得不放棄了對漢文化的抵抗。
蒙元初期，人們曾以「金以儒亡」說來解釋金朝的亡國原因。本文對此的理解是：其一，女真人的漢化改變了他們質樸的民族傳統，養成懶惰奢靡的生活作風，使這個民族最終走向衰落；其二，女真人的漢化徹底銷蝕了其傳統的尚武精神，使得這個昔日強大無比的馬上民族在蒙古人的鐵蹄下變得不堪一擊。
SinicizationofJurchenandtheFallofGreatJinEmpire
LiuPujiang
Summary
DomesticandinternationalscholarshavehelddifferentviewsontheextenttowhichtheJurchenchangedtheirsocialandculturalcharacterstowardstheHanChinese.ThepresentpaperilluminatesthatJinwasatypicaldynastyofthenorthernnationalityassimilatingitselftotheHanculture.ThemainfactorsthatdetermineJurchen』ssinicizationarereflectedinseveralaspects,suchasgainingaccesstoagriculturallivelihoods,abigamountofJurchenmigratinginHanareas,adoptingtheHanpoliticalsystemasunified,andestablishingitsgovernmentalauthoritiesamongtheHanpeople.
InthemiddleoftheJinDynasty,EmperorsShizongandZhangzongcalledforacampaignoftheJurchenculturalrejuvenation,inordertostopthesinicizationandretaintheJurchenculturaltradition.ButtheyfailedandhadeventuallytogiveuptheresistanceoftheHanculture.
IntheearlyMongol－YuanDynasty,somepeopleconstruedthereasonforthefalloftheJinDynastryastheinfluenceofConfucianism(「金以儒亡」）.Thispaperunderstandsthereasonsasfollows:1)Jurchen』ssinicizationchangeditsplainculturaltradition,andnourishedakindoflazy,sluggish,andextravagantlifestyles;suchamonpracticeultimatelymadeitdeclined.2)Jurchen』ssinicizationtotallycorrodeditstraditionalagileandvaliantspirit,andthatledthedynastywhichoncewasverystrongandpowerfultofailureundertheMongolianoffensive.
有關歷史時期中國北方民族與漢民族的關係問題，歷來受到來自東西方世界的廣泛關注，然而時至今日，中外歷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似乎還很難找到共同語言。主要的分歧在於，應當怎樣估價那些曾經入主漢地的北方游牧民族或狩獵民族的漢化程度？
在西方學者及日本學者看來，除去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等特例之外，中國歷史上的北族王朝，如契丹人的遼朝，女真人的金朝，蒙古人的元朝，滿族人的清朝等等，都始終沒有被漢文明所同化，從而保持了「征服王朝」的特色，這些民族被稱作「騎馬民族」。近半個世紀以來，這種觀點主宰了歐美各國的東方學界和日本、韓國的東洋史學界，於是當陶晉生教授在《十二世紀的女真人：漢化研究》一書[1]中得出女真人全盤漢化的結論時，就招致了西方學者的普遍批評。
與上述觀點形成尖銳對立的是中國學者的立場。對於「征服王朝」、「騎馬民族」之類的說法，中國學者歷來是採取排斥和批判的態度，根本沒有商榷的餘地。我們的主流觀點是，歷史上入主漢地的任何北族王朝，最終都無一例外地要被先進的漢族文明所「同化」，──換一個比較策略的說法，就是「融合」。就大多數中國學者來說，恐怕就連「涵化」（Acculturation）這樣的概念也是不大容易接受的。
我們就面臨著這樣一個困難的處境：幾乎沒有對話的可能。一方是強調文化衝突，不能接受游牧民族被農耕民族同化的事實；另一方是強調文化融合，不能容忍北方民族抵制漢族文明的說法。觀點的分歧源於各自立場的不同，顯然這已超出了學術的範疇。如果我們拋棄任何成見，回到學術上來考慮這一問題，可能就不會有如此相左的結論。事實上，北方民族的漢化是一種無可否認的歷史趨勢，但是否所有的北族王朝都被漢族文明同化了呢？卻是一個值得斟酌的問題。本文討論的女真漢化，只涉及這個命題的前一半答案。女真人建立的大金帝國，提供了北方民族漢化王朝的典型模式。通過對女真漢化的考察，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北方民族被漢族文明徹底征服的過程，以及它給這個王朝的命運所帶來的決定性影響。
一、決定女真漢化的主要因素
在遼、金、元、清四個北族王朝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滿族建立的清朝屬於典型的漢化王朝，儘管西方學者至今仍不肯承認這一點。女真人的漢化程度，用「全盤漢化」四個字來概括是並不過分的。那麼，同樣都是北方民族，為何有的對漢族文明全盤接受，有的卻持一種抵制的態度呢？所以我們首先應該解釋的問題是，究竟是哪些因素導致了女真人的全盤漢化？
（一）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決定北方民族漢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見的公式是：與農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異越小，漢化就越容易、越徹底；與農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異越大，漢化就越困難、越膚淺。中國歷史上的北族王朝，對漢文化是採取積極接受的態度還是採取消極抵制的態度，大抵上即取決於此。
從生活方式來考慮，我們很容易理解女真人的漢化選擇。[2]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帶，這種地理環境使他們與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著明顯的區別。建國前的女真族基本上是一個狩獵民族，他們的生活方式兼有漁獵、農耕和畜牧三種形態。需要說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業與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沒有任何相似之處，據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鍾邦直描述說，金源內地會寧府一帶，「一望平原曠野，間有居民數十家，……更無城郭，里巷率皆背陰向陽，便於牧放，自在散居」。[3]這是作為漁獵和農耕經濟補充成分的定居畜牧業。
女真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早在建國前一百多年就已形成。史稱生女真「舊俗無室廬，……遷徙不常」，至獻祖綏可，「乃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始築室，有棟宇之制，人呼其地為納葛里。『納葛里』者，漢語居室也。自此遂定居於安出虎水之側矣」。[4]獻祖時代大約相當於十一世紀初葉，從這個時候起，女真人開始定居生活，並且有了農業經濟。從文獻材料中可以找到有關女真人農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證據。《高麗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條，有東女真酋長向高麗索求耕牛的記載。[5]金太祖天輔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馬擴交待說：「傳語童太師（即童貫）：昨來海上曾許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覓千頭，令送來。」[6]這說明海上之盟時金人曾向宋朝索要過水牛。據南宋歸正人介紹說，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擊土牛」的習俗，[7]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
關於生女真的農耕生活，宋人有這樣的描述：「其地則至契丹東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鑿為業，不事蠶桑。」[8]金初，宋使前往會寧府時，沿途所見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9]金朝初年，專門針對以女真人為主的猛安謀克實行了牛頭地制度，可見當時女真社會中普遍存在著農業經濟。
建國以來的大量考古成果也為女真人的農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許多物證。在生女真的活動區域內，南起松花江，北至黑龍江，西起大興安嶺東麓的金東北路界壕邊堡，東至三江平原，都發現了大量的金代農業生產工具。如1958年在黑龍江肇東縣清理的一座金代城址，出土鐵器700多件，其中就有各式農具50餘件。[10]有人統計，黑龍江省境內歷年來出土的金代鐵器多達數萬件，其中以農具最為普遍。[11]
不過應當說明的是，直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農業還處在原始的、粗放型的階段，對農業經濟在女真人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宜估計過高。《金史》在記載金太祖稱帝建國的儀式時有這樣一段文字：「收國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諸路官民耆老畢會，議創新儀，奉上即皇帝位。阿離合懣、宗翰乃陳耕具九」，[12]「祝曰：『使陛下毋忘稼穡之艱難。』太祖敬而受之」。[13]不少論著都以這條史料為據，謂金朝建國之初即以農業為本。我覺得這個結論未免有些造次。《金史》里的這條史料源於《大金集禮》，[14]而《大金集禮》是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由禮部尚書張暐等人編修的一部官書，據它記載，太祖完顏阿骨打稱帝建國時有一套相當複雜的儀式。我對此深表懷疑。《金史》以及它所依據的金朝官方文獻如實錄、《大金集禮》等等，其中關於金朝開國史的記載存在很多疑點，我已有專文加以指摘。[15]《大金集禮》里的這段記載，可能就有許多藻飾的成份。在金朝建國前後，漁獵經濟在女真人的經濟生活中仍佔有很大比重，「毋忘稼穡之艱難」之類的理念，只有當後來女真人徹底漢化之後，才會從他們嘴裡說出來。
根據我們所了解的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來看，與其說它更接近於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毋寧說它更接近於漢民族的農業定居生活方式。姚從吾先生曾經有過這樣的感慨：我們常有一種感覺，女真這個北方民族竟沒有一種自成套數的自有文化，比如像契丹人的捺缽文化那樣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16]其實這就是一個生活方式的問題，由於女真人的生活方式與漢人的生活方式差異不大，所以就不像契丹人那樣有一套迥異於漢文化的東西。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女真人接受起漢文化來就顯得非常自然和特別容易，不存在什麼先天的障礙。這就是女真人全盤漢化的基本背景。
（二）移民漢地
在促使女真人徹底漢化的諸多因素中，猛安謀克的大批南遷肯定在必須考慮之列。
生女真的傳統居住區域是所謂的「金源內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佈範圍僅限於上京、東京和咸平府三路。後來隨著金朝的軍事擴張，女真猛安謀克以軍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遼朝的領地內遷徙，不過當時尚未進入長城以南的漢地。太宗時滅掉北宋后，原本沒有長期佔據中原漢地的意圖，所以先後扶植起偽楚、偽齊兩個傀儡政權。但由於漢人的傀儡政權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無法與南宋相抗衡，於是金朝只好改變策略，對中原漢地實施直接統治。這樣一來，就勢必要讓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從太宗末年起，開始將女真猛安謀克大批遷往長城以南漢地，宋代文獻有「金左副元帥宗維（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漢地」的記載，[17]這是天會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熙宗皇統初，當金朝從南宋手中重新奪取河南、陝西之後，又將大批猛安謀克遷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隴之北俱有之」。[18]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規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間，為了加強對女真貴族的控制，「不問疏近，並徙之南」，[19]除了少數安置在長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他均遷入中原漢地。
至海陵末年，猛安謀克的人口分布區域已從金初的上京、東京、咸平府三路擴展到上京、東京、咸平府、北京、西京、中都、河北東西、山東東西、大名府、南京等十二路。我在《金代猛安謀克人口狀況研究》一文[20]中，曾對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猛安謀克人口在全國各地的分佈數量做過一個粗略的估計，其中長城以南各路的人口估計為360萬左右，約佔全部猛安謀克人口的47%。這個數字大致可以代表金代女真人移居漢地的比例。
如此眾多的女真人進入中原漢地，自然給女真族的徹底漢化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機緣。遷居中原的猛安謀克多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習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顏燕京、蒲察燕京、完顏絳山、裴滿河西、蒲察西京、完顏鄯陽、烏古論兗州、粘哥荊山、尼龐古華山、徒單渭河等等，這說明他們並沒有客居異土它鄉的感覺，一種新的鄉土觀念很快就已經在他們的頭腦中紮根。若是與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較的話，女真人確實很容易融入漢人社會。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來加以解釋，因為漢人的生活方式與女真人傳統的生活方式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也正是由於這個緣故，才會有那麼多的女真人遷入漢地並且長期定居下來。
（三）體制一元化
遼朝的漢化色彩始終不明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堅持實行二元政治。金朝初期雖也一度摹仿遼朝的北南面官制，同時奉行兩套體制，但自熙宗改制以後，就完全拋棄了女真舊制，全盤採用漢制。政治體制的一元化，是女真人漢化很徹底的一個重要原因。
金朝建國之初，朝廷中樞權力機構實行女真傳統的勃極烈制度，對於所佔領的遼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舊制。如太祖收國二年（1116年）佔有遼東京州縣以後，「詔除遼法，省稅賦，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21]即不管是系遼籍女真，還是漢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區別，「率用猛安、謀克之名，以授其首領而部伍其人」。[22]但一到進入燕雲漢地，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於是只好因仍原有的漢官制度。史稱「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23]就是指同時奉行女真舊制和漢制的雙重體制。金初的所謂「南面官」，亦即漢地樞密院制度，故《金史》謂「天輔七年，以左企弓行樞密院於廣寧，尚踵遼南院之舊」。[24]與此相對的「北面官」，主要指當時實行於朝廷之內的勃極烈制度。[25]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於1123至1138年。漢地樞密院系天輔七年（1123年）始設於營州廣寧（今河北省昌黎縣），后遷平州，再遷燕京，天會間一度分設燕京和雲中兩樞密院，后又歸併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樞密院為行台尚書省，結束了雙重體制並存的局面，這是熙宗漢制改革的結果。
早在太宗天會初，就有一些女真貴族的上層人物積極主張摒棄女真舊制，全盤改用漢制。《金史》卷七八《韓企先傳》曰：「斜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用漢官制度。」斜也即太祖弟完顏杲，太宗時為諳班勃極烈，與國論勃極烈宗幹同主國政，可見當時支持漢化的勢力已經相當強大。不過終太宗一代，仍維持著二元政治的局面。《金史》里雖有太宗天會四年（1126年）建尚書省的記載，但人們一般認為當時的尚書省是設在燕雲漢地，與後來建立的三省制度無關。[26]金朝政治制度的重大變革，直到太宗末年才提上日程，天會十二年（1134年）正月，「初改定製度，詔中外」。[27]由於太宗一年後就死去了，所以實質性的漢制改革是在熙宗朝進行的。熙宗天眷元年（1138年）八月甲寅，「頒行官制」，是即「天眷新制」。[28]這是金朝政治制度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自金初以來實行二十餘年的女真勃極烈制度，「至熙宗定官制皆廢」，[29]以三省六部製取而代之。同年九月丁酉，「改燕京樞密院為行台尚書省」，[30]這不只是簡單地改換一個名稱而已，它的性質已經發生了變化：漢地樞密院是作為雙重體制中的一元而存在的，而行台尚書省則只是中央尚書省的派出機構。這兩件事情的發生，標誌著二元政治的終結和金朝政治體制的一元化。[31]
熙宗朝的漢制改革，從天會末年至皇統初年，大約持續了八、九年之久。改革的內容極為廣泛，涉及中央職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勛爵制度、禮制、儀制、服制、曆法、宗廟制度等等，除了猛安謀克制度以外，女真舊制大都已被廢棄，故宋人謂金朝「政教號令，一切不異於中國」。[32]這是金朝走向全盤漢化的重要一步。
（四）確立漢地本位
金人曾明確指出遼金兩國國家本位的差異：「本朝與遼室異，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33]遼金兩朝漢化程度的不同，這顯然是一個重要的原因：遼朝始終堅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時代就已確立了漢地本位。
金朝前期，定都於金源內地的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阿城市）。據說從太宗時起，就有遷都燕京的打算。《大金國志》卷二四《宣宗皇帝》（上）有此一說：「初，忠獻王粘罕欲贊太宗都燕。」卷二二《東海郡侯》（上）亦云：「初，忠獻王粘罕有志於都燕，因遼人宮闕，於內城外築四城。」這兩條文字均抄自《金人南遷錄》，而《南遷錄》是一部出自南宋人之手的偽書，因此這種說法的真實性很值得懷疑。
據金朝方面的文獻記載來看，大概在熙宗改制以後，開始出現政治重心南移的傾向。從天眷三年（1140年）至皇統元年（1141年），熙宗駐蹕燕京長達**個月，當時漢制改革的一些舉措就是在此期間制定實施的。皇統二年與南宋訂立和議后，金朝已佔有大半個中國，在此情況下仍定都於遠在東北一隅的上京，確實有諸多的不便。故熙宗時期不得不為此採取某些權宜措施，如官員銓選的地點，《金史》里有這樣一條記載：「凡省選之制，自熙宗皇統八年以上京僻遠，始命詣燕京擬注，歲以為常。貞元遷都，始罷是制。」[34]由此看來，遷都中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海陵王稱帝后不久，即於天德二年（1150年）十二月廢罷行台尚書省，這表明他已決意遷都中原。次年四月，「詔遷都燕京」，[35]同時派人擴建燕京舊城，營建宮室。貞元元年（1153年）三月，金朝正式移都燕京，並改燕京為中都。海陵王的遷都大概遭到了部分女真舊貴族的抵制，比如在遷都燕京之後，徒單太后就仍然留居於上京會寧府，這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跡象。[36]為了徹底剷除保守勢力的根據地，海陵王採取了非常決絕的措施：「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37]如此堅決的態度，恐怕只有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可以相比。
遷都燕京不過數年，海陵王又有了進一步南遷開封的打算。這一計劃與侵宋的戰爭準備有關。據《金史·海陵紀》，正隆六年（1161年）正月，海陵王對宋使宣稱他將前往河南巡幸，並說不會在南京開封久留；是年四月，「詔百官先赴南京治事，尚書省、樞密院、大宗正府、勸農司、太府、少府皆從行，吏、戶、兵、刑部，四方館，都水監，大理司官各留一員」。雖然海陵王否認他將遷都開封，但這可能只是為了不引起宋人的警覺罷了；我想，海陵王的本意大概是準備在統一全國后正式定都於開封。據說海陵王曾對吏部尚書李通說過這樣的話：「朕欲遷都汴京，將宮室重修，加兵江左，使海內一統。」[38]另外從宋朝方面的文獻來看，當時南宋朝野輿論普遍認為金朝將遷都開封。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正月，校書郎王十朋上高宗劄子說：「竊聞道路洶洶，咸謂虜情叵測，有南下牧馬、巢穴汴都、窺伺江淮之意。」[39]同年四月辛未，南宋「遣周麟之使金賀遷都」，[40]這說明宋人確實是將海陵王的「南巡」理解為金朝國都的南遷。
及至海陵王對宋開戰，世宗稱帝於東京遼陽之後，圍繞著國都的選擇問題，又發生過一場爭議。時「阿瑣殺同知中都留守蒲察沙離只，遣使奉表東京，而群臣多勸世宗幸上京者」，[41]這說明當時有相當多的女真貴族並不贊成海陵王的漢地本位政策，主張還都於上京。但由於李石、張玄素、獨吉義等人的勸說，世宗最終還是決定進據中都，仍舊堅持漢地本位。
女真人的徹底漢化，主要就取決於上述諸項因素。如果做一縱向的鳥瞰，可以說金朝的漢化方向在熙宗和海陵兩朝就基本上已經決定了。如上所述，猛安謀克的大規模南遷主要是熙宗朝的事情，金朝政治體制的一元化也完成於熙宗時期，海陵王完顏亮則確立了金朝的漢地本位政策。所以後來清朝統治者在總結金朝亡國的經驗教訓時，總是把責任算到熙宗和海陵兩人的頭上，指責他們「循漢人之俗」、「效漢人之陋習」、「盡失其淳樸素風」。[42]客觀地說，清人並沒有平白無故地冤枉他們。
二、不可阻擋的漢化潮流
對於金朝的漢化程度，前人多有評說。元代史家如是說：「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製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43]清人趙翼亦謂「金源一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44]人們一般認為，若論漢化之徹底，大概沒有哪個朝代可以和北魏相比，但宋人真德秀卻說：「金國有天下，典章法度文物聲名在元魏右。」元初郝經稱此說「為不刊之論」，謂金朝「粲粲一代之典與唐、漢比隆，詎元魏、高齊之得廁其列也」。[45]如此高度的評價，說明金朝的漢化程度的確給宋元時代的人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金朝建國之初，女真人十分質野，一般都不通漢語、不識漢文，故多以契丹人或漢人為通事，《松漠記聞》卷上謂「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說的就是金初的情形。然而曾幾何時，女真人已非復吳下阿蒙。大定間，參知政事梁肅上疏「論生財舒用八事」，其一曰「罷隨司通事」。[46]說明當時女真人已經普遍會漢語。當然，接受漢文化最快、漢化程度最深的首先是女真上層社會。
金朝諸帝中，自熙宗以下都具有相當高的漢文化素養。熙宗就是一個典型的漢化女真人，關於他對漢文化的態度，《大金國志》有一段極生動的描述：「熙宗自為童時聰悟，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后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弈棊象戲，盡失女真故態矣。視開國舊臣則曰『無知夷狄』，及舊臣視之，則曰『宛然一漢戶少年子也』。」[47]從這段記載來看，熙宗的漢化背景可以用漢族儒士的影響來解釋，《大金國志》說他自幼「喜文辭，……所與游處盡文墨之士」，[48]這種生活環境決定了他的文化選擇。《金史·熙宗紀》記有這樣一件事：一次將帥奏捷，群臣紛紛賦詩稱賀，熙宗看后說道：「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這就是他的文化主張。熙宗（1119—1149年）可算是金朝第一代漢化女真人，他在位時期進行的漢制改革，顯然與他本人對漢文化的態度是大有關係的。
海陵王完顏亮與熙宗的漢化程度相若，史稱他自幼「好讀書，學弈、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嗜習經史，一閱終身不復忘，見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著而慕之」。[49]當時人對他的漢文化修養津津樂道，宋金人筆記中就常常稱引他的詩詞。[50]海陵王的文化取向充分表現在他的政治舉措之中，在他在位期間確立了金朝的漢地本位政策，他之所以發動侵宋戰爭，則是因為他具有強烈的正統觀念。海陵王曾對臣下說過這樣的話：「天下一家，然後可以為正統。」[51]這分明是中國大一統王朝的政治倫理觀念。
比起熙宗和海陵王來，金朝中期女真統治者的漢化程度顯得更加深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顯宗和章宗。顯宗允恭是世宗太子，章宗、宣宗之父，未及嗣位而早卒，章宗即位後上廟號為顯宗。據《金史》說，允恭是一位醉心於儒學的女真少年，他被立為皇太子后，「專心學問，與諸儒臣講義於承華殿。燕閑觀書，乙夜忘倦，翼日輒以疑字付儒臣校正」。[52]生當金末的劉祁對允恭備極稱讚，說他「讀書喜文，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53]又說他「好文學，作詩善畫，人物、馬尤工，迄今人間多有存者」。[54]元人王逢題允恭《百駿圖》云：「金家武元靖燕徼，嘗誚徽宗癖花鳥。允恭不作大訓方，畫馬卻慕江都王。」[55]這首詩對允恭過份沉溺於漢文化不無譏諷。與熙宗和海陵王那些第一代漢化女真人所不同的是，允恭這一代人幾乎已經完全喪失了本民族的文化傳統。世宗曾有一次告誡允恭和諸皇子說：「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56]太子太保完顏爽也對允恭說過這樣的話：「殿下頗未熟本朝語，何不屏去左右漢人，皆用女直人？」[57]可見允恭對於本民族語言已經很生疏了，不過他倒是曾經讓他的兒子們學習過女真語和女真字。大定十九年（1179年），允恭選派完顏匡教諸皇孫，時「宣宗、章宗皆就學，顯宗曰：『每日先教漢字，至申時漢字課畢，教女直小字，習國朝語。』」[58]金世宗一向反對女真人全盤漢化，矢志弘揚民族傳統，積極倡導學習女真字、女真語，允恭之所以要讓宣宗、章宗學習女真文化，主要就是因為世宗的緣故。世宗曾對臣下說過：「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59]知子莫如父，世宗這句話道出了允恭對漢文化和女真文化的真實態度。
在這樣一種家庭環境中長大的章宗，自幼受到漢文化的熏陶，其漢學根柢之深厚，更要勝出他父親一籌。金人對他的評價是：「章宗天資聰悟，詩詞多有可稱者。」[60]又云：「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為學，崇尚儒雅，故一時名士輩出。」[61]日本學者外山軍治認為，若論中國式的教養，章宗在金朝歷代皇帝中堪稱首屈一指，甚至與漢天子相比也毫不遜色。[62]這種評價並不誇張。元人有一種說法，謂「帝王知音者五人：唐玄宗、後唐庄宗、南唐後主、宋徽宗、金章宗」，[63]可見章宗是何等樣人！章宗偏好宋徽宗的瘦金體，書法專學徽宗，筆跡酷似，以致後人難分彼此。現藏大英博物館的顧愷之《女史箴圖》古摹本，圖卷左端書有《女史箴》一則，明清以來諸畫譜均認定為徽宗手書，後來經過外山軍治氏仔細辨識，才確認它出自章宗之手（文中「恭」字缺筆，外山氏認為系避章宗父允恭之諱）。[64]這使我們想起了宋人的一則傳說：「金章宗之母，乃徽宗某公主之女也。故章宗凡嗜好書劄，悉效宣和，字畫尤為逼真。金國之典章文物，惟明昌為盛。」[65]但據《金史·章宗紀》和《后妃傳》的記載，我們知道章宗的母親是女真徒單氏，可見宋人的這種傳說是靠不住的；不過從上面談到的情況來看，宋人之所以會有這樣一種傳說，該不是無緣無故的吧。
女真帝王的漢化程度可能有一定的特殊性。就整個女真上層社會的情況而言，至金朝中後期，接受漢文化也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風尚。從某些女真人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到對儒學的崇尚，如宗室完顏宗浩字師孟，[66]「孟」者孟子也；又如世宗朝的名相紇石烈良弼，還有一個不大為人所知的名字，據《金史》本傳，紇石烈良弼在海陵朝曾「借秘書少監為宋主歲元使」，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五紹興二十三年十二月庚辰條載：「金主使宣奉大夫尚書右丞蔡松年假戶部尚書，與廣威將軍秘書少監兼行右拾遺赫舍哩師顏來賀來年正旦。」這裡說的「赫舍哩師顏」就是紇石烈良弼（清人輯本將「紇石烈」改譯為「赫舍哩」），「顏」者顏回也。
關於女真貴族熱衷乃至沉湎於漢文化的情形，在金朝中後期文獻中多有記載。劉祁說：「南渡后，諸女直世襲猛安、謀克往往好文學，喜與士大夫游。」[67]這是說的宣宗以後的情況，此時女真人的漢化程度已經相當深入，劉祁指出的這種現象想必是很普遍的。我們不妨舉出幾個典型的例子：
完顏弼，蓋州猛安人，護衛出身，宣宗朝累官知東平府事。「弼生平無所好，惟喜讀書，閑暇延引儒士，歌詠投壺以為常」。[68]
完顏陳和尚，金末名將。「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已有秀才之目」。后在軍中，從經歷官王渥「受《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窗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書生」。[69]
虎邃，女真納鄰猛安。「雖貴家，刻苦為詩如寒士。喜與士大夫游。初受學於辛敬之，習《左氏春秋》。后與侯季書交，築室商水大野中。惡衣糲食，以吟詠為事，詩益工。……甚有唐人風致」。[70]
烏林荅爽，女真世襲謀克。劉祁稱其「風神瀟洒，美少年。性聰穎，作奇語。喜從名士游。居淮陽，日詣余家，夜歸其室，抄寫諷誦終夕。……其才清麗俊拔似李賀」。[71]
最典型的例子也許莫過於完顏璹。完顏璹是世宗之孫，越王允功之子。史稱其潛心學問，「日以講誦吟詠為事，時時潛與士大夫唱酬」。[72]據說其「家所藏法書名畫，幾與中祕等」。[73]元好問對他極為推崇，說他「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鑒》為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道之如目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74]據元好問說，完顏璹「讀《通鑒》至三十餘過」，[75]與蔡珪、蕭貢並稱為金源一代《通鑒》名家。[76]
關於一般女真民眾的漢化情況，儘管金朝文獻里缺乏詳細的記載，但我們仍可以從某些跡象中明白無誤地看出整個女真社會的漢化傾向。對於普通女真百姓來說，自然談不上有多少儒家文化的直接影響，「漢化」主要表現在生活習俗這樣一些比較淺近的層面。金朝中期以降，女真人改漢姓、著漢服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世宗、章宗時期曾屢次下詔加以禁止。大定十三年（1173年）五月，「禁女直人毋得譯為漢姓」。[77]說明此時女真人改用漢姓的情況已經比較常見了。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朝廷再次頒布如下禁令：「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78]此次禁令規定了嚴格的處罰措施，《金史》卷四三《輿服志》（下）云：「初，女直人不得改為漢姓及學南人裝束，違者杖八十，編為永制。」這大概就是大定二十七年的禁令內容。章宗時也多次頒布過類似的禁令。明昌二年（1191年）十一月，「制諸女直人不得以姓氏譯為漢字」；[79]泰和七年（1207年）九月，「敕女直人不得改為漢姓及學南人裝束」。[80]儘管如此，卻根本無法阻止這種社會風尚的蔓延。至金朝後期，幾乎所有的女真姓氏都有相應的漢姓，據陳述先生統計，金代女真人譯改的漢姓共計59個。[81]尤其耐人尋味的是，金朝自入主中原后，對黃河以北的漢人（包括南人在內）始終堅持薙髮左衽的政策，即強令漢人改從女真之俗，而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女真人卻紛紛改著漢人服飾，雖屢禁而不止，可見女真社會的漢化委實是大勢之所趨。
估價金朝的漢化程度，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這就是女真統治者汲汲於「德運」的正統觀念。五德終始是中原王朝國家的傳統政治學說，女真統治者大概是從金朝中期開始接受這種觀念的，《金史·世宗紀》有大定三年（1163年）十二月丁丑舉行臘祭的記載，而丑日臘祭是金德之徵。[82]又大定十五年（1175年）冊封長白山冊文云：「闕惟長白，載我金德。」[83]說明世宗時已確定本朝德運為金德。後來章宗朝和宣宗朝兩度討論德運問題，最終改金德為土德，這是金朝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金朝統治者之所以如此看重德運，是因為自海陵王確定漢地本位政策之後，女真人即已自視為中原王朝，並進而全盤接受了中原王朝的正統觀念。不僅如此，從金朝後期重議德運的結果中，我們還可以體察到某種很微妙的心態。當時朝廷百官對於德運問題大致有三種意見，一是承唐土德為金德，二是承遼水德為木德，三是承宋火德為土德。從《大金德運圖說》所載章宗諭旨來看，他對這幾種意見似乎沒有什麼偏向，然而據元好問說，呂子羽「在史館論正統，……謂國家止當承遼，大忤章廟旨，謫西京運幕」。[84]實際上，章宗的真實態度是主張繼承北宋的火德，最後確定金朝德運為土德，就正是遵從了他的意見。揣度章宗的本意，無非是認為正統在宋而不在遼，只是他不便公開承認這一點罷了；由此說明了一個問題：章宗完全是站在中原王朝一邊來考慮問題的，他的立場是內華外夷。與此極為相似的是清高宗乾隆的態度，乾隆題《大金德運圖說》曰：「夫宋雖南遷，正統自宜歸之宋。至元而宋始亡，遼金固未可當正統也。」[85]同樣也是一個北族王朝，卻偏不承認遼金為正統，其出發點和金章宗是完全相同的，只不過清朝的國情與金朝不同，乾隆毋須有金人的那些顧慮，因而可以坦率地表明他的意見。
從生活習俗到價值觀念，女真人自覺或不自覺地經歷著一場文化的蛻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