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第六病室（3）

有一次，那是秋天的一個早晨，伊萬·德米特里奇豎起大衣的領子，蹚著爛泥，穿過後街和小巷，帶著一張執行票到一個小市民家裡去收錢。他心緒鬱悶，每天早晨他總是這樣的。在一條小巷裡，他遇見兩個戴鐐銬的犯人，有四個帶槍的兵押著他們走。以前伊萬·德米特里奇常常遇見犯人，他們每一次都在他心裡引起憐憫和彆扭的感情，可是這回的相逢卻在他心上留下一種特別的奇怪印象。不知什麼緣故，他忽然覺得他也可能戴上鐐銬，像那樣走過泥地，被人押送到監獄里去。他到那個小市民家裡去過以後，在回到自己家裡去的路上，在郵政局附近碰見一個他認識的警官，那人跟他打招呼，並排順著大街走了幾步，不知什麼緣故，他覺得這很可疑。他回到家裡，那一整天都沒法把那兩個犯人和荷槍的兵從腦子裡趕出去，一種沒法理解的不安心理攪得他沒法看書，也沒法集中腦力思索什麼事。到傍晚他沒有在自己屋裡點上燈，一晚上也睡不著覺，不住地暗想：他可能被捕，戴上鐐銬，送進監牢里去。他知道自己從來沒做過什麼犯法的事，而且能夠擔保將來也絕不會殺人，不會放火，不會偷東西。不過，話說回來，偶然在無意中犯下罪，不是很容易嗎？而且受人誣陷，最後，還有審判方面的錯誤，不是也可能發生嗎？難怪老百姓的年代久遠的經驗教導人們：誰也不能保險不討飯和不坐牢。在眼下這種審判程序下，審判方面的錯誤很有可能，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凡是對別人的痛苦有職務上、業務上的關係的人，例如法官、警察、醫師等，時候一長，由於習慣的力量，就會變得麻木不仁，即使有心，也不能不採取敷衍了事的態度對待他們的當事人；在這方面，他們跟在後院屠宰牛羊卻看不見血的農民沒有什麼不同。法官既然對人採取敷衍了事、冷酷無情的態度，那麼為了剝奪無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權，判他苦役刑，就只需要一件東西，那就是時間。只要有時間來完成一些法定手續（法官們正是因此才拿薪水的），就大功告成了。事後，你休想在這個離鐵路線有二百俄里遠的、骯髒的、糟糕的小城裡找到正義和保障！再者，既然社會認為一切暴力都是合理而適當的必要手段，各種仁慈行為，例如宣告無罪的判決，會引起沸沸揚揚的不滿和報復情緒，那麼，就連想到正義不也可笑嗎？

到早晨，伊萬·德米特里奇起床，滿心害怕，額頭冒出冷汗，已經完全相信他隨時會被捕了。他想，既然昨天的陰鬱思想這麼久都不肯離開他，可見其中必是有點道理。的確，那些思想絕不會無緣無故鑽進他腦子裡來。

有一個警察不慌不忙地走過他的窗口，這可不會沒有來由。那兒，在房子附近，有兩個人站著不動，也不言語。為什麼他們沉默呢？

從此，伊萬·德米特里奇一天到晚提心弔膽。凡是路過窗口或者走進院子里來的人，他都覺得是間諜和暗探。中午，縣警察局長照例坐著一輛雙馬馬車走過大街，這是他從近郊的莊園坐車到警察局去，可是伊萬·德米特里奇每回都覺得他的車子走得太快，而且他的臉上有一種特別的神情：他分明急著要去報告，說城裡有一個很重要的犯人。門口有人一拉鈴，一敲門，伊萬·德米特里奇就打一個冷顫，每逢在女房東屋裡碰到生客，就坐立不安。他一遇見警察和憲兵就微笑，打唿哨，為了顯得滿不在乎。他一連好幾夜擔心被捕而睡不著覺，可又像睡熟的人那樣大聲打鼾，呼氣，好讓女房東以為他睡著了。因為，要是他睡不著，那一定是他在受良心的煎熬：這就是了不起的罪證！事實和常識使他相信所有這些恐懼都是荒唐，都是心理作用。要是往大處看，那麼被捕也好、監禁也好，其實並沒有什麼可怕的，只要良心清白就行，可是他越是有理性、有條理地思考，他那內心的不安反而變得越發強烈痛苦。這倒跟一個隱士的故事相仿了：那隱士想在一片密林里給自己開闢一小塊空地，他越是辛辛苦苦用斧子砍，樹林反而長得越密越盛。到頭來，伊萬·德米特里奇看出這沒有用處，就索性不再考慮，完全聽憑絕望和恐懼來折磨自己了。

他開始過隱居的生活，躲開人們。他早先就討厭他的職務，現在他簡直干不下去了。他生怕他會被人矇騙，上了什麼圈套，趁他不防備往他口袋裡塞一點賄賂，然後揭發他，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個錯，類似偽造文書，再不然丟了別人的錢。奇怪的是在別的時候他的思想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靈活機動，千變萬化過，他每天想出成千種不同的理由來認真擔憂他的自由和名譽。可是另一方面，他對外界的興趣，特別是對書的興趣，卻明顯地淡薄，他的記性也非常靠不住了。

春天，雪化了，在墓園附近的一條山溝里發現了兩個部分腐爛的屍體，一個是老太婆，一個是男孩，都帶著因傷致死的痕迹。城裡人不談別的，專門談這兩個死屍和沒有查明的兇手。伊萬·德米特里奇為了不讓人家認為是他殺了人，就在街上走來走去，微微笑著，一遇見熟人，臉色就白一陣紅一陣，開始表白說再也沒有比殺害弱小和無力自衛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這種做假的行為不久就弄得他厭煩了，他略略想了一陣，就決定處在他的地位，他頂好是躲到女房東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後來又坐上一夜，和一個白天，實在冷得厲害，挨到天黑就像賊那樣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間里去了。他在房間中央呆站著，一動也不動地聽著，直到天亮。大清早，太陽還沒出來，就有幾個修理爐灶的工人來找女房東。伊萬·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這些人是來翻修廚房裡的爐灶的，可是恐懼卻告訴他說，他們是假扮成修理爐灶工人的警察。他悄悄溜出住所，沒穿外衣，沒戴帽子，滿腔害怕，沿著大街飛跑。狗汪汪叫著在他身後追來，一個農民在他身後什麼地方呼喊，風在他耳朵里呼嘯，伊萬·德米特里奇覺得在他背後，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團，正在追他。

人家攔住他，把他送回家，打發他的女房東去請醫師。安德烈·葉菲梅奇（關於他以後還要提到）吩咐在他額頭上放個冰袋，要他服一點兒稠櫻葉水，憂慮地搖搖頭，走了，臨行對女房東說，他不再來了，因為人不應該打攪發了瘋的人。伊萬·德米特里奇在家裡沒法生活，也得不到醫療，不久就給送到醫院裡去，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他晚上睡不著覺，任性胡鬧，攪擾病人，不久就由安德烈·葉菲梅奇下命令，轉送到第六病室去了。

過了一年，城裡人已經完全忘掉了伊萬·德米特里奇，他的書由女房東堆在一個敞棚底下的一輛雪橇上，給小孩子陸續偷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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